原標題：CJR 長篇報道：新聞攝影“老師”們的性侵丑聞
編者按：去年，美國金牌制作人哈維·溫斯坦性侵多名女星丑聞爆發，引起軒然大波。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在 2017 年 10 月針對此事發起了 MeToo 運動，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并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簽，藉此喚起社會關注。而現在，新聞攝影領域似乎迎來了他們的 MeToo 運動。MeToo 運動已走出媒體娛樂界、走出美國，戰火不斷蔓延。
一月下旬，Vox 新聞網站報道了時任《國家地理》攝影部副主編 Patrick Witty 在接受性騷擾指控調查之后離職一事，這也使得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私下討論狀態的一件事被推上了明面：那就是新聞攝影界存在性騷擾問題。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針對此事展開了長達五個多月的調查，其中共有 50 多位攝影師接受了采訪，這些受訪的攝影記者講述了新聞攝影界從主編職位到身邊同事等不同成員的各種不當行為，其中既有人身侵犯行為，也有在工作場合對她們外表或身體進行的不合尺度的評價。#MeToo 運動的興起正促使各個行業做出改變，從好萊塢影視娛樂界到廣播界再到藝術界。而現在，攝影記者也迎來了她們的清算時刻。
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現象在新聞攝影界普遍存在
接受 CJR 采訪的女性表示，Antonin Kratochvil 和 Christian Rodriguez 這兩位知名攝影師都曾對她們實施過多次性騷擾行為，而知名圖片社 VII 和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Eddie Adams Workshop ）一直對性騷擾的相關投訴置之不理。
業內許多女性表示，這種行為在攝影領域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她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女性從事該行業工作，就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她們表示這一問題其實源于多個因素：該領域歷來由男性占主導地位，因而形成了推崇男性權威以及大男子主義作風的文化氛圍；該領域內的自由職業從業者越來越多，這也影響了問責效果；年長、老牌的攝影師可以經常利用那些面向年輕攝影師舉辦的研習會和其他活動場合。
女性攝影記者表示，無論是出版社、機構、經紀公司還是行業領導者都對此事視而不見。既然沒有人關心，那說出來又有什么用？來自紐約的紀錄片攝影記者 Polina V. Yamshchikov 說道：“這些男性的行為很差勁，但另一方面也是出版社在包庇他們。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對待這種事他們都會根據在這個行業誰有價值，誰沒有價值來決定處理態度。”
有色人種女性群體更容易成為性騷擾的目標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她們不太可能被納入所謂的密語網絡（whisper networks：行業內女性利用這一網絡來相互提醒，共同遠離騷擾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色人種本就是一個邊緣化群體，如果她們說出真相，那對她們而言損失會更加慘重。來自 ESPN 旗下新聞網站 The Undefeated 的資深攝影主編 Danielle Scruggs 指出：“我認為，相比有色人群女性來說，這些故事如果是從白人女性的口中說出來，那你會更愿意去相信，也會更愿意去保護她們。也正是因為如此，作為這一行業內的黑人女性從業者，我們一直處于如履薄冰的狀態，因為無論是在哪個新聞編輯室，都很少有黑人女性處于權力掌控者的地位。”
圈內女性攝影師指出，要想結束這一不良風氣，必須先改變行業內冷漠的文化氛圍。攝影記者 Amanda Mustard 說道：“我們必須要直面一些丑陋的現實，雖然這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們必須愿意去承受這種不舒服才能做出改變……要想做出真正的改變，就不能再對這些女性群體的投訴意見置之不理，不能將她們拒之門外，而是要提供保障協議，告訴她們，這里很安全。你可以告訴我出了什么事，告訴我是誰對你做了那樣的事。我想如果我能夠將我的遭遇大膽的說出來，那就不會有很多人還想再這么做了。”
現在，在像《國家地理》、《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和《華盛頓郵報》等大型出版刊物的攝影部門中，你都會看到擔任高級職位的女性身影。但對于這一領域來說還遠遠不夠。近年來，新聞攝影界最高榮譽獎項—荷賽獎（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由總部設在荷蘭的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舉辦）約 85% 的申請者都是男性。據美聯社最近發布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在美聯社內部攝影部門中，只有 14% 的攝影師是女性。從整個美國范圍來看，女性攝影師比例為 19%，而從國際范圍來看，這一數字為 11%。Daniella Zalcman 是一位自由職業的紀錄片攝影師，她在去年發起了一項名為 Women Photograph 的倡議，旨在壯大女性攝影師的隊伍。她們對八家國際出版物在 2017 年全年的 A1 主題照片拍攝者性別進行了整理和調查，其中《華爾街日報》2017 年由女性攝影師拍攝的 A1 主題圖片僅占到了 6.2%，在八家國際出版物中處于最低比例水平。比例最高的是《舊金山紀事報》，在其 2017 年發布的所有 A1 照片中有 23.4％ 是由女性拍攝。
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現象在這個行業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許多攝影師都表示，男性攝影師即便目睹這種行為的發生，也很少會有人出面大聲喝止。Erin Trieb 是駐伊斯坦布爾的一名自由職業攝影記者，她在2008 年曾參與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相關報道準備工作。一天，她在用餐時突然發現面前這一桌攝影師除了她以外全是男性，其中大部分人她也是剛剛才認識。Trieb 說道：“其中有一位突然毫無征兆的守著一桌子的人開始說些類似‘你何不掀起你的襯衫，讓我看一下你的胸部’這樣的話”。而在座的竟然沒有一個人對他的這種行為表示斥責。
Anastasia Taylor-Lind 開始從事新聞攝影時，接觸了大量介紹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和詹姆斯·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當今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之一）等攝影界標志性人物的書籍和紀錄片。她發現要想成功，自己就必須適應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她先從外表上進行了改變，剪掉了長長的金發，將其染成了棕色，并且不再化妝，以此最大限度的減少女性特征。當她一路向著事業的頂峰努力時，她發現要成為這其中的一員就意味著要忍受性騷擾行為。
Taylor-Lind 最終加入了該行業最知名的圖片社 VII。她表示在 2014 年的圖片社成員年度大會上，曾經三次獲得荷賽獎一等獎的知名攝影記者 Antonin Kratochvil（同時也是 VII 的創始成員）對她進行了騷擾。當時，Taylor-Lind 穿著一條長裙，她回憶當時正是會議休息時間，她與一群人一起站在窗戶附近。毫無任何預兆，Kratochvil 突然將手伸向她的臀部，并用力前推，隔著衣服觸及她的私密部位。Kratochvil 的手在那里停留了有幾秒鐘的時間，對此她完全愣住了，直到 Kratochvil 拿開手，她才趕緊走開了。
Taylor-Lind 說道：“我根本就沒有反抗，因為我早就明白，承受類似這種行為是我作為一名年輕女性，進入這樣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并且我也什么都沒說，因為我不想被看作是一個胡言亂語的女人，說著一些陳年濫調。我之所以什么都沒說也是因為我可以傾訴的對象也都在那里，他們都是同謀。”
攝影師 Tom Jamieson 表示，Taylor-Lind 參加完那次會議回來之后曾同他講過 Kratochvil 對她的不軌行為。Taylor-Lind 說 Kratochvil 的這種行為其實在圖片社內是眾所周知的，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當著同事的面評價她的胸部如何如何。Taylor-Lind 說道：“這一切都是在 VII 其他同事和朋友在場時發生的，每個人都知道，但他們只會輕描淡寫地表示，‘哦，他就那樣’。”
據另外四位知情人士（其中還包括兩位 VII 前成員）透露，Kratochvil 還曾騷擾過 VII 前成員 Stephanie Sinclair。據 VII 前成員 Lauren Greenfield 回憶，那是在 2008 年，就在 Sinclair 將要加入 VII 的時候，她同 Kratochvil 一起在紐約喝咖啡。當時，Kratochvil 就對她說，“我敢說你喜歡屁股上挨一頓的感覺”，接著又不顧她的拒絕親吻她。當時，Sinclair 正在申請加入該圖片社，她需要社里的成員給她投票，因此她很難對這種行為進行披露。2012 年，Sinclair 前往布拉格進行拍攝，那里就是Kratochvil 的常駐地。他們吃過晚餐后，一起去喝咖啡。當時，他們一直在討論關于 Sinclair 的工作事宜，然后 Kratochvil 用了一個非常下流的詞來形容她的私處，并說道：“我敢打賭……喜歡被舔。” Sinclair 對此非常震驚，感到羞辱。她說她曾向董事會成員投訴過此事，但他們并不作為。
Greenfield 表示，在 2016 年 1 月份，Sinclair 曾同她講過關于 Kratochvil 的類似其他行為。但由于Sinclair 和 VII 之間簽署過一項解決糾紛的保密協議，所以她拒絕就此事面向 CJR 發表評論。Sinclair和 Greenfield 在 VII 工作期間都是唯一的女性成員，Greenfield 表示：“我在 VII 圖片社的時候，我感覺對于女性來說，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
紀錄片攝影師 Andrea Bruce 表示 Sinclair 曾同她講過自己被多名 VII 成員騷擾的經歷，尤其是Kratochvil 的那些事，包括 2008 年喝咖啡時所發生的一切。Bruce 說道：“我想在那個時候，她的心里肯定很混亂、很矛盾，因為她非常想加入這一團體，而這件事的發生讓她陷入了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她表示，Sinclair 曾告訴過她，有些騷擾行為是發生在專業會議場合，甚至就當著其他同事的面。
“我覺得她的心里一定也很困惑，”Bruce 繼續說道，“她會想，‘這種事真的就發生在我身上了嗎？他們為什么這樣對我？是我的錯嗎？是因為我有什么問題才讓他們這樣做的嗎？’”要知道 Sinclair 在這之前對 Kratochvil 非常尊重，所以他會做出這樣的行為讓她感覺尤其難以接受。“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沒有覺得這是一種冒犯行為，而是彼此心照不宣，正是這一事實讓她感到格外的心碎。無論是在 VII，還是在我們這個行業范圍內，都是這樣。”
攝影記者 Newsha Tavakolian 表示 Sinclair 在 2016 年 7 月曾同她講過 Kratochvil 在布拉格對她說過一些猥褻的話。VII 前成員 Marcus Bleasdale 也表示，Sinclair 在 2015 年 5 月曾同她講過有關 Kratochvil 的這些事。
據另一位要求保持匿名狀態的攝影記者透露，Kratochvil 曾在 2005 年的一個攝影節上對她進行過性騷擾，當時他們二人都是以演講者身份出席的這次攝影節。這名攝影師表示，活動結束之后，她同幾位同行一起站在禮堂外討論這次攝影節的情況，其中就包括 Kratochvil。就在她加入討論后不久，Kratochvil 就對她外貌的一個特征產生了興趣，并說道：“我聽說過很多次（這樣的女人）在床上的表現都很瘋狂，并且她們喜歡同時與多人發生性關系，這是真的嗎？”
這名攝影師表示盡管她當時一點都不覺得這話有意思，但她還是笑了笑試圖緩解一下這種尷尬的場面。她說道：“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而且我也不想讓自己成為那種在這個行業中給人感覺格格不入的女人。”在這起事件中，在場并沒有其他人嘗試進行過干預。
那些目睹性騷擾或虐待行為發生的男性，只是表現出一種視而不見或者一笑置之的同謀行為，這也是讓Taylor-Lind 感到最沮喪的地方所在。她說道：“作為這個行業的女性從業者，對我來說最具挑戰性的事情并不是有人在工作場合對我實施性侵犯，而是發現我所在的這樣一個環境，自我感覺與身體都不被同事所尊重。這是讓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不是由于實施性侵犯行為的那個人，而是由于那些默許類似事件發生的同謀者。”
Kratochvil 通過電子郵件回復了 CJR 的提問，表示自己并沒有騷擾過這些女性。他在郵件中寫道：“我可以真誠地告訴你，所有這些指控都是假的。在我事業的活躍期，我確實同一些同事發生過分歧，但并沒有發生這樣的分歧。”此外，他還表示，Sinclair 在 2012 年去到布拉格時還曾邀請他見面，這就足以證明他并沒有侵犯過她。“如果過去我有什么行為讓她感覺到冒犯，那她肯定不會邀請我一起吃飯以尋求職業上的建議。”
在 CJR 聯系了 VII 之后，該機構從其網站上刪除了 Kratochvil 的信息頁面，并從該機構的成員名單中刪除了他的名字（之前，Kratochvil 被列為“名譽會員”）。VII 在給 CJR 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已暫時吊銷Kratochvil 的會員資格并就此事展開調查。聲明中寫道：“VII 的攝影師致力于維護一個沒有騷擾和恐嚇行為的安全、創意、包容性環境。根據最新收到的這些信息，VII 已針對 Antonin Kratochvil 的指控展開了獨立調查。”
除此之外，該聲明還提到了自己機構在 2018 年 2 月份的一次內部時事報道，指出 VII 在去年秋天新增了 12 名成員，其中就包括 6 名女性，機構成員多樣性有所增加：“VII 在 2017 年 5 月開始進入新的發展方向，從那時起，我們一直致力于培養一種充滿活力、富有生產力并且沒有騷擾行為的環境氛圍，從而為多樣化的聲音創造更多的機會……我們還創建了一個由女性主導的內部報告機制，可用于報告機構內部及整個行業的不當行為。”
但 VII 并沒有回應之前所提到的機構成員及董事會長期以來一直知曉此類行為的發生但卻不作為的相關指控會如何解決，也沒有回應 Sinclair 受到該機構多名成員騷擾，而不僅僅是 Kratochvil 的指控一事。
2018 年 2 月，Taylor-Lind 與 VII 創始成員 Christopher Morris 就該機構的性騷擾指控一事曾在線進行過交流，交換過信息。Morris 寫道：“對于 Kratochvil 的行為我們都知道，也都聽說過他會說些不合適的話。即便是在眾人面前，（他也會如此），這是絕對錯誤的行為。” Morris 拒絕就此事發表置評。
對自由職業者的依賴是原因之一
據攝影記者表示，性騷擾行為之所以如此猖狂，還有一個原因是隨著該行業的就業崗位不斷削減，因而也就變得嚴重依賴自由職業者。而自由職業攝影師又需要仰仗編輯來分派任務，因此關系的維系也就變得格外重要。這就使得編輯和知名攝影師手中擁有了很大的權力，對于年輕攝影師來說，如果惹惱這些人，那生計估計都成問題。駐伊斯坦布爾自由攝影記者 Nicole Tung 說道：“對于很多年輕攝影師來說，這都是他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你肯定想和這些人搞好關系，因為你需要通過他們來賺錢。”
對于紀錄片攝影師 Sara Hylton 來說，這種權力機制就意味著對于一些知名攝影編輯不合適的套近乎行為，你很難去處理。在她職業發展早期，她就遇到過這種編輯，本來對她的攝影作品并沒有多大的興趣，但之后會邀請她一起看日落，一起喝點飲料，并且開始在 WhatsApp 上給她發送一些暗示性信息。Hylton 表示，我試圖同他說明我對他并不感興趣，但“真到了要說的時候，我卻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說出‘不要再給我發信息’這樣的話。”這可能是因為會對她的職業發展產生影響。“對于剛剛進入這一行業的人來說，這種事其實經常發生，因為她們需要尋找導師，她們想要認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很欽佩的那些人，而那些人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另一位要求保持匿名的攝影記者在 2016 年紐約的一次攝影活動中也遇到了 Hylton 口中的這位編輯。雖然她進入攝影行業已有十年的時間，但這名編輯仍然多次邀請她帶著自己的作品去他的辦公室給他看一下。對此，她都明確表示自己不感興趣。但在這次活動期間，一次午夜過后，他們正同另外一些同行站在一起聊天，這位女性攝影師穿了一件寬松的絲綢質地襯衫，這位編輯將手順著袖口伸進她的襯衫，“然后邊同這些人聊天，邊開始隨意揉按我的背”。這位女性攝影師立刻感到不舒服，就避開她躲到一邊的位置。她表示：“這種行為太不合適了。但他當著這么多同事的面反而表現的好像沒什么不合適似的。要是這事發生在我剛入行的時候，那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但類似騷擾行為的施加者也并不總是編輯人群，有時受害者所屬的自由職業者群體也會有人做出這樣的行為。接受采訪的攝影師就列出了一長串曾經對年輕女性攝影師有不軌行為的資深男性攝影師名單。Zalcman 說道：“業內有很多知名人士存在這個問題，他們會對女性表現出侵略性，但這些人本身自己也是獨立攝影師。那這種情況下，誰能向他們問責？誰來確保他們會因為這些行為而受到懲罰？即便有一位攝影編輯表示，我不喜歡這個人的行為，我們也不想同他進行合作，那又怎樣？還是會有另外的編輯同他合作。”
有兩位女性攝影師不約而同地向 CJR 透露，同一位知名的自由職業攝影師曾騷擾過她們。Trieb 表示，在法國佩皮尼昂的一次攝影節上，這位攝影師一直在親近她，嘗試去親她，她不得不跑到一邊躲避。Yamshchikov 表示，這位攝影師在另一次攝影節上，無視她的明確拒絕，當著一些同事的面觸碰她，并且發表一些暗示性言論。后來她為了尋求職業建議同他一起喝咖啡時，這名攝影師又試圖去親吻她。這兩位女性攝影師都沒有舉報這種行為，可能也是因為不知道該向誰舉報。
對自由職業攝影師 Christian Rodriguez 的指控
在接受采訪的女性攝影師中，有八位攝影師表示自由職業攝影師 Christian Rodriguez 曾對她們進行過性騷擾，許多情況下都是借為她們提供指導或者是提供助理職位作為交換。這些女性攝影師提到的騷擾行為既有違背她們意愿的性侵犯行為，也有向她們索要裸照或色情照片的行為，或者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向她們施壓的方式讓她們為他拍攝裸照或色情照片。這些接受采訪的女性攝影師給出的都是非常類似的描述，都是關于 Rodriguez 所實施的侵犯行為，事件發生的時間跨度為 2013 年至 2018 年。
Rodriguez 是駐墨西哥城的一位烏拉圭籍攝影師，以拍攝拉丁美洲未成年媽媽的作品而聞名。2015年，他在拉美年度攝影（Picture of the Year Latam）比賽中獲得第一名，去年還曾就未成年媽媽這一主題發表過一次 TED 演講。在 TED 官網上，我們可以看到 Rodriguez 被列為 TED 學者項目成員。他的作品曾多次登上過《國家地理》雜志，他的未成年媽媽項目也在該雜志網站上刊登。這八位女性攝影師，其中大多數是拉丁美洲的攝影師，都表示 Rodriguez 曾一再提到自己與《國家地理》的合作并提出幫助她們實現職業上的發展，以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其中一名攝影記者曾在 2017 年 10 月下旬向《國家地理》攝影部主任 Sarah Leen 發送了一條短信，描述了關于 Rodriguez 的這些行為。但是直到今年 2 月份，Leen 才給出回復，說自己剛剛看到這條信息。而就在那個月，《國家地理》還發表了Rodriguez 在哥倫比亞拍攝的青少年媽媽題材的系列照片。
Rodriguez 在回復給 CJR 的電子郵件中否認了這些指控，稱自己并沒有對她們進行過性騷擾。他說，自己從沒向任何人施加壓力，讓她們為他拍攝裸照或者是向他發送裸照。他也表示自己目前正在負責一個拍攝裸體女性的項目。
在這些舉報 Rodriguez 不當行為的女性中，有許多都曾擔任過他的助理，因此也就參加他所舉辦的攝影研習會的需要，另有一些是通過他的 Instagram 帳戶報名參加的研習會。2016 年 2 月，Lina Botero報名參加了 Rodriguez 在哥倫比亞舉辦的一次研習會。當時只有 25 歲的這位哥倫比亞攝影師非常崇拜Rodriguez 的作品，但面對 Rodriguez 的作品展示請求，她卻感到羞于在全班面前展示自己的作品。但之后，她將自己的作品網站鏈接發給了 Rodriguez，并得到了他的稱贊。在為期兩天的研習會結束之時，Rodriguez 做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決定：他表示自己會選擇一名學生進行為期一年的免費輔導，來幫助他（她）提升作品質量，而這名學生正是 Botero。
當晚在為研習會參與者所舉辦的那場聚會上，坐在房間另一邊的 Rodriguez 開始通過 Facebook 向她發送消息。據 CJR 拿到的消息截圖顯示，Rodriguez 告訴 Botero 說他手上有一個新項目，想要讓她成為拍攝對象。他用西班牙語說道：“我現在正在進行新階段的肖像攝影研究，我想尋找更多的感官和實驗體驗。”第二天，他又重復了自己的這一提議，在信息中寫道：“我想成為你的導師，不僅僅是帶你一起完成這個項目，還能幫助你做你自己的項目。”接著，他提議一起喝個咖啡，然后去酒店，租個小時房，這樣他可以為她進行拍攝。他還說道，這一項目會讓人想到攝影師 Todd Hido（作品包括裸體或近乎裸體的女性肖像）的作品。
“嘿……你先別說了，” Botero 這樣回復道。她告訴 Rodriguez，他的這一提議讓她感到很不舒服，但對他提出的導師一事她仍然感興趣，因為，用她的話說，“我真的很想知道怎樣去推出個人項目，怎樣對自己的作品，對自己充滿信念。”
但是，每次她同 Rodriguez 見面談論作品時，他總是會繼續向她施壓，讓她成為他的拍攝對象。并且，每次他提出這一話題時，總是會順便提到類似 Botero 如果成為他的助理，就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攝影師這樣的話。到他們第三次見面的時候，地點是在 Botero 的家里，她終于接受了 Rodriguez 的這一提議，開始成為他的拍攝對象。她說道：“我覺得如果我沒有答應他的這一提議，那他就不會做我的導師。我感覺這就像是一種交換一樣，他提出一些請求，而那時的我又覺得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于是就心想，‘好吧，也許我這樣做了之后就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攝影師了。’”
她又接受了 Rodriguez 提出在臥室為她拍照的請求，但她表示自己感到有些緊張。她回憶道：“他開始靠近我，將我扔到了床上，并對我說，‘我需要你表現的更有感覺、更性感’……然后他跳到床上，坐在我身上，開始拍照。這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開始啜泣，還流了一點眼淚。我需要讓他停下來，我對他說請你從我身上下來。”
之后，Botero 讓 Rodriguez 離開。她表示，后來，Rodriguez 為此事找她道歉，并表示愿意付錢賠償。她沒有再回復他的消息，也沒有將此事告訴其他任何人。她感到羞愧難當，并擔心他會對她的職業生涯產生不利影響。這讓她對自己的作品也失去了信心，“我感覺整個人都被毀掉了，這讓我感覺，原來這并不是因為我的作品多好，而是因為他對我這個人感興趣。這讓我感到糟糕透了。”
Rodriguez 否認了 Botero 的這一指控，表示自己并沒有觸摸過她或者是強迫她成為拍攝對象。在給CJR 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寫道：“我曾經擔任過許多南美攝影師的導師，但并沒有任何前提條件或者是交換條件。”
其他幾位女性攝影師也描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類似經歷，其中許多女性都是處于職業生涯早期階段。二十五歲的 Andrea Sarcos 是駐佛羅里達 Boca Raton 的一位攝影記者，她關注了 Rodriguez 在Instagram 上的作品。2017 年 10 月，她在前往墨西哥城的時候通過 Instagram 詢問 Rodriguez 能否見一面。她這樣寫道：“我發自內心地崇拜你的作品，并渴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類似的追求。”之后，他們約了見面一起喝咖啡，對于她的作品，Rodriguez 也認真給出了自己的評價。接著，Rodriguez 告訴她，他想要聘請一名助理，陪同自己一起完成《國家地理》的拍攝任務，并詢問 Sarcos 是否愿意接受這份工作。此外，他還邀請 Sarcos 去參加他也參與的一場攝影節，并表示會為她留一個作品評估見面會的席位。
接下來，他又詢問 Sarcos，第二天能否在一家老舊的墨西哥城酒店為她拍照，并暗示她需要裸體出境。對于這一請求，Sarcos 感到非常吃驚。她表示：“從這時候開始，我就感到非常不自在，尤其是他先羅列了諸多誘惑條件，包括攝影節、《國家地理》、成為他的助手等，然后再甩出最后的請求，給人類似‘那這就是我給出的建議’的感覺。”由于初入攝影行業，與《國家地理》攝影師合作的機會真的非常誘人。她說道：“雖然我不想那么做，但我幾乎覺得有必要答應他的拍攝提議了。”但在咨詢過其他攝影師的意見之后，她最終還是拒絕了 Rodriguez。
對此，Rodriguez 的說法是，我之所以提出讓 Sarcos 拍攝裸體照片是“因為她先向我展示了她的裸體照片并表示她曾做過其他攝影師的裸體模特”。但 Sarcos 表示自己并沒有向 Rodriguez 展示自己的任何照片，只是提到了自己與女性攝影師朋友拍過一張半裸體照片。這次會面結束后，她在 WhatsApp 上向Rodriguez 發送了一條信息，并將截圖展示給了 CJR，其中寫道：“我不是模特，我只是在我的女性好友面前做過一次這樣的模特，我非常了解她們，也信任她們，所以這對我來說很好玩，也很舒適。但我們才剛剛認識，尤其是你給出了各種友善的提議之后，包括讓我成為你的助理，參加攝影節等等，然后才說讓我成為你的拍攝對象，這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這讓我感覺我不得不答應你的請求似的，因為你之前愿意為我提供那么多幫助。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向其他女性提出這種請求，不要先告訴她可以做你的助理，然后又要求她成為裸體拍攝對象。”
厄瓜多爾攝影記者 Isadora Romero 表示，自己曾在 2016 年 5 月參加了 Rodriguez 在基多（厄瓜多爾首都）舉辦的一次研習會。那天晚上，她碰巧經過 Rodriguez 同其他一些人在一起喝酒的那家酒吧，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當酒桌上出現僅剩他們二人的場合時，Rodriguez 告訴 Romero 他很喜歡她的作品，“你正是我下一個項目所需要的那種女性。”他開始靠近 Romero，讓她感到很不自在。之后他又表示如果 Romero 同他一起工作，就可以把她的項目推薦給雜志。
她離開酒吧回到家之后，又收到了 Rodriguez 發來的信息，讓她到他下榻的公寓。Romero 對此表示拒絕，但 Rodriguez 仍然不依不撓。據 Romero 展示的信息截圖我們可以看到，Rodriguez 說道：“你很困嗎？我們可以喝一杯，這會讓你清醒起來……然后再去睡覺！！”句末還加了一個微笑的表情。
“這讓我感到渾身發麻，我想他之所以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他之前許諾我在項目上幫助我”，Romero 說道，“我沒有再回復他的信息，也沒有再去參加他的研習會。”
對此，Rodriguez 表示自己對參加研習會的其他學生都曾提出過要在作品上幫助他們。而對于深夜邀請Romero 前去他所在的公寓喝酒一事，他在郵件中寫道“我也邀請了其他的參與者”。
阿根廷攝影師 Federica Gonzalez 是 2016 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到的 Rodriguez。當時她的一位朋友推薦她擔任 Rodriguez 的助理，負責一個教授未成年媽媽學攝影的項目。她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有可能會與《國家地理》攝影師合作。在見到其他助理候選人之后，她發現這些候選人都是女性攝影師。之后，Rodriguez 通知 Gonzalez 她已進入最終篩選環節，并邀請她同另一位候選人（同樣也是女性）一起共進午餐。Rodriguez 帶了兩瓶酒，并鼓勵她們都喝一點。吃完飯后，Rodriguez 送她回家時，將手放在她的膝蓋上，并詢問能否去她家為她拍照。Gonzalez 說道：“這讓我感覺非常的不舒服，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最后，她拒絕了 Rodriguez 的這一請求，表示家里還有其他人。
Gonzalez 最后得到了這份工作，并與 Rodriguez 合作了兩個月的時間。有一次，Rodriguez 問她能否幫他找一些同鄉女孩做他裸體拍攝的模特，Gonzalez 對此表示了拒絕。她表示 Rodriguez 的這種行為讓她感到很不舒服，但是由于沒人相信她所說的話，她只能將這些事埋在心里。2016 年 12 月，Gonzalez 曾寫郵件給 Rodriguez，想知道他對自己剛剛發表的一些作品有什么評價，并在信中對之前與 Rodriguez 的合作體驗給出了積極的反饋。
Rodriguez 否認自己曾將手放在 Gonzalez 的膝蓋上，并表示自己提議要讓她做自己的拍攝對象并不是在那晚，而是發生在之后有一次他們在等待研習會開始時，一次“愉快的談話”過程中。并且，他表示就從 Gonzalez 發給他的最后一條信息也能看出她所說的話前后不一致。
Carmela Perez 是一名模特，Rodriguez 在 2013 年曾請她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拍攝了一組裸體照片。拍攝開始之后，Rodriguez 就來到她擺姿勢所用的道具處—床上，開始觸摸她的腿部、臀部、腹部和胸部，前提是完全沒有經過她的同意。除了用相機拍照之外，Rodriguez 還用手機拍攝了一些照片，Perez 認為這些手機拍攝的照片應該是為了個人用途，而不是專業用途。這次的遭遇讓她深感震撼。Perez 的一位朋友表示在此次事件發生后不久，Perez 就將這些細節告訴了她。Rodriguez 同樣否認曾觸摸過 Perez，他在郵件中寫道：“我拍攝裸體照片從來都不是以性為目的。”
另一位僅透露自己名為 Kirra 的女性表示，Rodriguez 在一月份聘請她擔任助理，負責多米尼加共和國報道之行。她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為 Rodriguez 在 Instagram 上發布的圖片添加字幕。在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國之前，Rodriguez 就告訴她，由于預算經費緊張，他們可能不得不共用一個房間。在 Kirra 展示給 CJR 的信息中，她明確表示對于共用房間一事感覺不舒服，并且希望他們之間只是純粹的專業合作關系。到達多米尼加共和國之后，Rodriguez 告訴 Kirra 他們所下榻的酒店只剩一間大床房了，也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要共用這一張床。之后，他又強迫 Kirra 接受在床上為她拍照的請求，當 Kirra 表示不愿意合作之后，Rodriguez 表現的很生氣。Kirra 表示，由于剛到一個新的國家，她不認識其他任何人，而且自己也沒帶多少錢，所以處于一種非常弱勢的境地，感覺難以拒絕 Rodriguez 的要求。幾天后任務還沒結束，她就獨自一人反返回了墨西哥，并與朋友通過聊天軟件講述了這一經歷（并將聊天記錄展示給了 CJR）。
Rodriguez 表示 Kirra 自己同意了共用一間酒店，“我一再告訴她，如果她感覺這樣不舒服，那她這次就先不要去了。我至少跟她說過三次，我說可以等下一個項目再去，等預算更充足的項目。但她自己堅持，在這樣的條件下，她還是去了。”他另外也補充道，自己從未逼她同意拍照的提議，并且在她要求之后他立馬就停下了。
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德裔攝影記者 Sarah Pabst 參加了 Rodriguez 在 2015 年舉辦的一次研習會，在會上，她提出了一個個人項目，主題是關于她同伴侶一起的生活，其中包括一些親密的照片。研習會結束之后，Rodriguez 發短信告訴 Pabst 自己現在正在籌劃一個新項目，希望她能做他的拍攝對象。他之后又在電子郵件中表示，自己正在制作一部關于在線關系的“虛構式紀錄片”，“是對社交網絡中性行為進行探索的攝影故事。”他在郵件中寫道，這些照片將包括臀部、私處、胸部等細節鏡頭，沒必要露臉。照片發表之后，她也可以使用化名。Rodriguez 最后要求 Pabst 不要將這個項目告訴任何人。
“看到他說的話后，我直接愣住了。我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那些內容，” Pabst說道，“我記得我當時感覺非常糟糕。真是‘經典’的橋段，作為一名女性攝影師，你以為別人是對你的作品感興趣，但接著你意識到并不是這樣，他們感興趣的不在于你的作品。所以，當時我的想法就是‘又來這套？’之后就沒再去糾結這個問題。”她最后還是決定相信這只是一個“古怪的項目”，并且與 Rodriguez 保持了友好的關系，又參加了 他組織的幾次攝影活動。
Rodriguez 表示自己曾詢問 Pabst 是否想要參與一個“藝術攝影項目”，其中包括一些身體細節的鏡頭，而這是因為她曾在研習會上展示過那樣的照片。此外，他還提出了自己的質疑，Pabst 作為一名在南美洲的歐洲人，享有特權地位，她怎么可能會“處于弱勢地位，受到騷擾”。
這其中大多數女性表示她們并沒有公開談論過自己的經歷，因為她們感到羞恥，害怕自己會受到指責，或者說害怕公開這樣一位知名攝影師的劣跡之后會損害自己職業生涯的發展。但在今年 2 月份，阿根廷裔攝影師 Violeta Capasso 在 Instagram 上發布了一幅自畫像，并在標題中描述了自己的經歷，但沒有透露對方就是 Rodriguez。
Capasso 告訴 CJR，出于對 Rodriguez 作品的欣賞，她在 Instagram 上關注了他并且經常點贊他發布的照片。2016 年，Rodriguez 也關注了她，并通過平臺向她發信息，表示很喜歡她的作品，希望能見一面。對于 21 歲的新人攝影師來說，這讓她感覺非常興奮。他們約在 Capasso 工作的辦公室見面，一起喝咖啡時，Rodriguez 告訴她想聘請她做自己的助理，其中包括陪同他一起去到其他國家進行拍攝。他還表示想讓 Capasso 做他的拍攝對象，“他想拍攝能反映我心情的照片，就像他說的，‘如果你很饑渴，那我就拍攝你表現饑渴的照片。’”對于他的這一提議，Capasso 感到很不舒服，但她心想可以在以后再拒絕他為她拍照的這一請求，所以她還是同意了他助理職位的邀約。畢竟，她非常渴望能與一位她所敬佩的攝影師進行合作。
她表示：“在旅行拍攝過程中，我作為助理，都是照他的要求辦事。之后，他想開始策劃我的作品。當時他是為《國家地理》工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拍攝未成年媽媽項目作品，我真的很想參與到這個項目中。”合作結束后的第二天，Rodriguez 發給了她兩張自己在床上的照片，并寫道：“你怎么樣？你在做什么呢？……這家酒店好就好在床很大！！但是這里晚上很冷……”
Capasso 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回復他自己只想和他一起工作，并不想和他一起睡覺。Rodriguez 回復道 Capasso 誤解了自己的意思，之所以會將自拍照發給她是因為她是千禧年一代，他想緊跟潮流。在這之后，Capasso 再也沒有回復過他， 2 月份的那個 Instagram 帖子也是她第一次公開這件事。她表示，之所以選擇公開自己的經歷也并不是要曝光他，而是想提醒其他女性攝影師多加小心。但是，其他遭受過 Rodriguez 騷擾的女性還是通過她的這一經歷描述認出了他，她也收到了很多有過類似經歷的女性發來的消息。Gonzalez 就是其中一位，她代表十幾位女性發表了一篇 Facebook 帖子，指責Rodriguez 的性騷擾行為。
Rodriguez 也看到了 Capasso 在 Instagram 上發布的這篇帖子，并通過 Instagram 直接向她發送信息。他在其中寫道：“首先，我要為我的不當行為向你道歉。我并不想讓你感到不舒服，我的行為是錯誤的。”然后，他表示自己很看重性別平等，并且也努力為女性攝影師提供機會。在回復 CJR 的一封電子郵件中，Rodriguez 表示“自己是在喝醉的情況下”才將自拍照發給了 Capasso，并表示當時自己住的酒店離她有 2500 多公里遠。他表示自己的行為很“愚蠢”，但并不是想要去騷擾 Capasso。
許多女性攝影師表示，她們十分擔心 Rodriguez 鏡頭下那些年輕、弱勢女性的安全。在給 CJR 的郵件中，Rodriguez 寫道：“我想明確一點，在我這一生中，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騷擾一位女性，更不必說有任何形式的性虐待行為了。只是發現我的行為讓這些女性感到不舒服之后，我進行了數小時的反思，深刻剖析自己的行為。如果由于我的行為冒犯到他人，我深表遺憾，并且向那些感到被我的行為傷害的人致以誠摯的道歉。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在生活中我會犯錯，我也想要改正。”
此外，他表示除新聞攝影之外，他也從事時裝和藝術攝影工作。在他先前就讀的西班牙攝影學院，“教授要求學生做自己的裸體拍攝模特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他寫道：“我的攝影作品就包括裸體或者裸露的照片，很多時候，我都是同普通人、朋友或者親密的人一起合作。我并沒有感覺詢問她們是否可以拍攝裸體照片有什么不妥，她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接受我的拍攝邀請。我從未強迫任何人做我的拍攝對象，我都是在征得對方同意，并且簽署模特協議的情況下才進行拍攝。”
直到去年年底，Rodriguez 還是由七位攝影師組成的 Prime 攝影社成員之一。之后，Prime 成員了解到Sarcos 一事，就在 2017 年 11 月默默地將他踢了出去。今年三月份， Gonzalez 在 Facebook 發布帖子之后，Prime 也就除名 Rodriguez 一事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聲明中這樣寫道：“對于那些勇敢地講出 Christian Rodriguez 不當行為的女性，Prime 與她們站在同一戰線，Prime 支持她們并且贊賞她們的勇氣。雖然 Prime 不是雇主，但作為曾經扶持過 Rodriguez 及其作品的攝影團體，我們深感遺憾，因為這些合作提升了他在攝影界的地位，也有助于他接觸到該行業的女性。了解到最新披露的關于Rodriguez 的這些行為之后，我們也為自己當初沒有公開聲明 Rodriguez 除名一事而感到遺憾。”
Alice Driver 是駐墨西哥的一名記者，同時也是一位作家兼視頻制作人。她在去年十月份了解到 Sarcos的遭遇之后，就通過 Facebook Messenger 告知了《國家地理》攝影部主任 Leen 這些指控信息，因為Rodriguez 在與這些女性交流過程中會利用到他在《國家地理》的工作作為誘惑條件。直到來年 2 月份，Leen 才回復了她的這一信息，同月《國家地理》還發表了 Rodriguez 關于抨擊哥倫比亞未成年媽媽主題的攝影作品。據 Driver 分享的截圖我們可以看到，Leen 回復道：“感謝你分享的信息，很抱歉我沒有早一點看到你的消息。但我想告訴你，我們目前正在處理這個問題。這真讓人感到不幸，Rodriguez 夸大了他與我們的關系，聽到他是這樣一個人我感到很難過。”
《國家地理》并未接受 CIR 的采訪請求，但是提供了一份聲明：“《國家地理》非常重視并且會處理所有的性騷擾投訴。至于 Christian Rodriguez，我們已不再同他合作。”該雜志社的一名員工私下同媒體透露，雜志社編輯們是在今年 1 月份才發現了對于 Rodriguez 的相關指控，之后就不再將他的照片發布到雜志的 Instagram 帳戶上，并且取消了本來要指派給他的另一項任務。但這名工作人員表示，當時已經來不及將他的照片從二月刊中撤出了。一些被 Rodriguez 騷擾過的女性表示，一名負責為《國家地理》調查此事的女性曾經聯系過她們。
專業性交流場合卻是年輕女性攝影師的雷區
對于年輕攝影師來說，研習會和見面會（Portfolio reviews）都是很重要的活動場合，因為這既是對人才的認可，也是認識業內頂尖頂級攝影師和編輯并向他們學習的一個機會。但據許多年輕的攝影師表示，這些活動對于年輕女性攝影師來說卻是一個雷區，因為她們需要小心避開那些資深男性攝影師和編輯的性騷擾以及不當言論。而這些人本都是作為教員身份參與這些活動，他們也很有可能會成為很有價值的導師。
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The Eddie Adams Workshop）是其中最負盛名的研習會之一。對于許多年輕的攝影記者來說，能夠被選中參與這樣的活動就像是在攝影行業實現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一樣，可能會成為改變他們職業生涯的拐點。但對于女性攝影師來說，該研習會存在同樣的困擾。有六名女性攝影記者表示，她們親眼見過或者經歷過那些作為研習會教員身份的攝影師和編輯做出的一些不當行為。其中有些人害怕如果將這些說出來會妨礙自己的職業發展，另外一些人則表示即便說出來，也只是石沉大海的結局。她們都表示，研習會組織者并沒有設立不當行為投訴機制。也有許多人表示，研習會大量飲酒場合以及深夜聚會的慣例文化為不端行為創造了氛圍和機會。參與者 - 包括教師和學生 - 經常在晚上一起喝酒，作品交流見面會則定在晚上 11:30。
駐曼谷攝影記者 Amanda Mustard 在 2013 年參加了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但她表示這次本該是讓人興奮的經歷卻讓她感到非常失望。她說道：“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兄弟會派對，到處都能感覺到大男子主義氣息，猖狂的酗酒風氣以及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導師都顯示出這個活動的不專業性。作為一名女性參與者，我感覺自己處于弱勢地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攝影師曾在 2013 年以志愿者身份參加了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一天晚上，在作品交流見面會上，一位年長的攝影師（同時也是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的常駐講師）對她說想給她看一些他的作品。見面會是在酒店的酒吧進行，這位攝影師帶著她離開酒吧，穿過了幾扇門來到了他的房間拿相機。這名攝影師從包里取出相機之后，就開始向她展示一名學生在樹林場景里的裸體照片，她認出這名學生就是那周參加研習會的一位女性。據這名女性攝影師回憶，對方說道：“我想讓你現在做我的模特，就在這張床上。”她拒絕了這名攝影師的要求，并準備離開房間。“他就將我推倒，開始胡亂親吻我，我各種反抗，告訴他不可以這樣，最后推開他離開了房間。”
也是在那個周，有一家大型出版物的攝影總監告訴她，想看一下她的作品，當時她感覺欣喜若狂。在研習會最后一晚的派對上，這位攝影總監將自己房間的鑰匙塞給她，并說道：“你知道該去哪找我了吧！”這名女性攝影師瞬間就猜到了，這位總監并不是真的對她的作品感興趣。
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攝影師表示，她將此事上報給了尼康（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的主贊助商）的兩名代表，告訴了他們自己在研習會上受到騷擾一事。但尼康并沒有應 CJR 請求發表置評。
據 Vox 報道，Witty 2015 年在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擔任導師期間曾騷擾過多名學生。現已成為知名攝影師的 Melissa Golden 在 2014 年曾以志愿者身份參加了研習會，當時一位知名圖片編輯（那位向Hylton 發送暗示性信息并在紐約與一位攝影師發生違背意愿的身體接觸的編輯）接近她，并讓她去一位著名攝影師的房間。Golden 說道：“他的行為就像皮條客一樣，這是一種羞辱，讓人感覺不可理喻。”事情發生后，她并沒有立即就此事進行控訴，也沒有因此而遷怒于研習會。但在去年秋天，她發現這名編輯仍然以團隊領導的身份活躍于研習會，她就向研習會一名長期教員舉報了此事。這名教員在1 月份向研習會執行制片人 Mirjam Evers 和聯合創始人兼董事會成員 Alyssa Adams 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講述了這一事件，但并沒有提到 Golden 的名字。1 月 30 日，Adams 給出了回復，“感謝你讓我們了解這些信息，目前還不確定如何去處理，但仍然要為你所表現出來的包容性而表示感謝。”
3 月份，這名編輯成為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咨詢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目前，在研習會的網站上，這名編輯仍然被列為理事會成員之一，在教員頁面上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研習會處理“騷擾行為慣犯”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做任何聲張，只是不再邀請將這些“慣犯”參加未來的一些活動。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組織者了解到有關 Witty 的指控之后，就再也沒有邀請他參加研習會活動。但是，Women Photograp h創始人 Zalcman 表示，這種做法只會縱容這些人在其他場所繼續為所欲為。她指出：“我們需要在更廣的范圍內來保護女性，如果你自己采取措施來拒絕這些有不當行為的人，那是一種不錯的做法。但是如果你不能公開反對這些人以及這種行為，那你所采取的措施又有多少意義呢？”
去年，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首次要求所有參與者都簽署一份行為準則，宣告了自己對性騷擾行為的零容忍立場。準則要求任何經歷或見到過性騷擾行為發生的人都應向研習會工作人員報告，并聲明對于任何出現此類行為的人，研習會組織都會要求他們離開并且永不再讓他們參加未來的活動。對于為什么在知曉上文提到的那位編輯的相關投訴之后仍然會任命他為咨詢委員會成員一事，Adams 和 Evers 拒絕發表置評。但他們指出新行為準則的發布就是他們正在努力對抗性騷擾行為的力證。在一次采訪中，Adams 就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缺乏處理騷擾投訴機制一事進行了辯護，同時表示將在今年 10 月的研習會上推出并實行最新機制。她表示，之前曾有人向工作人員報告過一起騷擾事件，該事件也得到了妥善的處理。
Evers 補充道，與會者應該有信心，有勇氣去投訴騷擾行為，這不會對她們的職業生涯產生負面影響。她說道：“我希望她們可以放寬心地來找我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員來說這些事，畢竟同為女性，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保護女性權益。我現在只是希望，我們推出行為準則之后，這些女性可以不再憂慮，她們不必再擔心說出來會對自己或者職業發展產生什么不利影響，也不必管對方是否是知名人士。如果確實有那樣的事情發生，那我們會負責到底。”
但是，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的一些校友認為這一準則可能沒什么用，并且出現的也太晚。對于研習會領導者并沒有公開回應關于不當行為的報道，她們感到非常失望，這種沉默無法讓她們相信投訴不會對自己的職業生涯產生影響。
Mustard 去年曾在社交媒體上談過自己在研習會的遭遇，但很快就有研習會組織者通過她的同事向她轉達了讓她刪除評論的意見。對此，Mustard 表示：“我在想，既然他們都不保護我，我究竟為什么要去保護他們？于是，我借這個機會向他們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誠摯地給出了我的反饋和建議，希望能夠確保活動中女性的安全，但我從未收到他們的回復。就我在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的經歷來看，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大量的毒瘤文化，正是這種文化損害了這個行業。”
攝影記者 Justin Cook 在 2007 年曾參加過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他曾通過郵件以及 Facebook 公開信形式向研習會反映問題，但組織者的“緘默”反應讓他倍感困擾。他在信中要求領導者公開譴責性騷擾行為，采取步驟審查教員選拔程序并禁止騷擾者繼續參加活動。他寫道：“我對女性攝影師所經歷的性騷擾、性脅迫、攻擊以及其他的權力濫用行為感到震驚。這都是在我們這個行業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在會議活動場合發生。我們應該改變沉默文化和企業政策，改變這種掠奪行為。男性必須要做出改變，而這首先就要求我們的組織負起責任。如果他們未能為年輕攝影師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那我們就應該抵制這些會議和活動。”
Cook 表示一位董事會成員在 Facebook 上向他發送了一條信息，意思是可以就此事再交流一下，但卻沒有任何后續的進展，并忽略了 Cook 發出的 Facebook 好友請求。Cook 聯合另一位攝影記者 Daniel Sircar 以“新聞攝影領域的研習會、專業會議和領導組織”為對象發出了一封類似內容的公開信，并邀請男性攝影記者署名。包括女性攝影師在內，共有 450 人在這封公開信上署名。
今年二月份，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董事會成員 Jim Colton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他對 Witty 的行為感到憤怒和悲傷，并敦促男性攝影師能夠出面反對性騷擾行為，敦促業內人士迅速采取行動。但對于性騷擾行為在這個行業普遍存在這一說法他進行了反駁，并表示這樣的指控會讓人們感覺所有的攝影編輯都是騷擾者。此外，他還批評“在社交媒體平臺點明批評這些不當行為人所在或所參與的組織，并要求組織發表聲明、抵制他們的這一行為”，這里很明顯指的就是 Cook 發出的公開信。他表示，“這無異于網絡欺凌，是另一種形式的騷擾。騷擾這些人所任職或所參與的組織就是你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嗎？是認真的嗎？”
另外他在文章中寫道：“關于這些指控中所說的許多性騷擾事件所發生的場合之一，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我自己就是這一研習會的團隊編輯，并且過去的 27 年來一直擔任該活動的主持人。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該組織的教職員工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始終致力于提高我們的專業水平，并且也始終努力確保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2015 年參加過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的校友 Carter McCall 將 Vox 關于 Witty 的報道發到了 Facebook研習會 2015 年校友群組之中，希望能共同討論一下這件事。他說道：“董事會成員也都在那個群組中，我想我們可以就此事共同討論一下或者是能得到研習會的官方回應，但事實并非如此。”他接連發布了幾篇相關文章，甚至還在其中圈了幾位董事會成員，但他們都沒有做出回應。他將這種反應稱之為“體制性沉默”，不僅僅是艾迪亞當斯攝影研習會這樣，其他機構也這樣，都讓人非常失望。
要想變革，機構和掌權者必須采取行動
性騷擾的影響很大，一些女性不得已離開新聞攝影領域，另外一些知曉內情的女性也不再參加攝影節、研習會或相關見面會活動。有些女性攝影師表示因為該領域女導師缺乏，所以她們也不再尋求導師的幫助，因為在這過程中她們經歷過如此多的騷擾事件。另外一些人表示，她們為在這樣一個聲稱揭示虐待及不法行為，但卻保護自己行業掠奪者、自身工作環境藏污納垢的領域工作而感到反胃。
攝影記者 Melissa Golden 說道：“每個人對于創傷的接受程度不同，有些創傷是可以規避的。如果他們認為新聞攝影領域之所以會流失一些難得的人才只是因為某些女性不夠堅強，無法忍受性騷擾，那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我們不應該責備女性受害者，而是應該去責備騷擾者，讓他們改善自己的行為。”
也有許多人對解決性騷擾行為的重擔最終還是通過女性舉報的方式落到她們自己身上感到沮喪。Zalcman 表示，之所以很少有女性會說出自己被騷擾的經歷就是因為說出來除了傷害到自己之外別無它用，“這只會對你自己的職業造成傷害，而對于你所披露的那個人卻沒有任何影響”。
一位來自紐約的攝影編輯表示，多年來她一直遭受經理的騷擾和欺凌，最終也導致她離開了之前的公司。她曾兩次找領導反映這位經理的行為，并且在離職談話時再次向人力資源部門提出了這一問題，但都沒有任何效果。一些攝影記者會選擇在網上披露自己被騷擾的經歷，但如果沒有內部人士的支持，她們此舉只會讓自己處于弱勢地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駐紐約攝影記者表示自己最近在一個私人在線論壇上曝光了兩名騷擾者。“我們為什么要保護這些人？我真的受夠了這樣。我們都知道這些人是誰，但我們都只是低聲耳語，如果我們一直這樣，那他們只會更加猖狂。我并不是要讓你們揮桿起義，將他們毀滅，但至少我們可以勇敢說出來，說出他們的名字。對他們的名字進行匿名處理就相當于是在保護他們，我們為什么要保護這些人？難道這些人的聲譽和職業發展比我們同事的安全以及這個行業的文化進步更為重要？”
攝影記者們表示，要想變革，機構和掌權者必須采取行動。Bleasdale 指出：“我們整個行業必須要站出來，公開反對那些做出不當行為的從業者。他們知道這些人是誰，絕對知道是誰過去有不當行為并且現在仍然不知悔改。但是他們卻保持沉默，靜靜等待事件被忘卻。”經紀公司也需要對他們所代理的攝影師進行審核，剔除那些濫用權力的人，尤其要認真審查像研習會教員這樣手握權力的人。
在這樣的變化發生之前，仍然需要女性群體去承擔性騷擾的困擾和可能出現的后果。Mustard 表示：“這個重擔應該落在那些有權解決這一問題的人身上，但是只要機構沉默文化繼續下去，這一重擔就會繼續壓在女性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