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璐瑤最害怕出門。
對她來說，路上潛伏的危險不計其數：盲道上邊緣翹起的地磚、樹坑、沒蓋好的井蓋、旁逸斜出的樹枝······都會在一片混沌中突然出現。走在馬路邊沿更加危險，爭分奪秒的外賣騎手，隨時會擦著張璐瑤的胳膊掠過。
即使去按摩店上班，兩百米的路程也步步驚心。
手中的盲杖無法識別出地面的細小障礙。有一次踩到啤酒瓶碎片，到按摩店的時候，腳底的血已經浸透了襪子。還有一次踩到路人嘔吐物，摔傷了腰。
“我還是少出門，免得給別人添麻煩。”像她這樣的視障者，很容易將自己視為“累贅”，盡量閉門不出。
對未知黑暗的恐懼，在導盲犬高興到家那天發生了改變。張璐瑤說，有了高興，“自己能見光了”。
高興帶著張璐瑤去菜市場
截止2019年，中國視障人群數量已經超過1730萬，其中有800萬是盲人。而全國現役的導盲犬數量，只有不到200只。導盲犬們數目稀少，其生存境況卻比盲人更加艱難。
入不敷出，是國內五家導盲犬培訓基地的共同境遇。高成本投入、缺乏收入來源、為愛發電，可以說是導盲犬行業的關鍵詞。
特別是高興的母校——西安陽光使者導盲犬發展服務中心，曾多次陷入生存危機，一旦倒閉關張，導盲犬將沒有去處。
西安陽光使者導盲犬發展服務中心
互聯網公益提供了新的出路。
在騰訊公益平臺上籌款和接入線上微信小程序，讓導盲犬機構撥云見日：更多的捐助來源、更強的用戶粘性，以及模式創新的可能。
在不為五斗米擔憂后，“陽光使者”甚至開始了新的實驗：對未通過30多項嚴苛考核（比如只是因為身材過高被淘汰）、但能力依然優秀的導盲犬進行二次訓練，使之成為自閉癥兒童的親密伙伴，兩全其美。
對視障者來說，導盲犬是解決他們生活困難的最有效途徑。
幾天的磨合之后，張璐瑤只需要給高興下達“坐”、“直走”、“右轉”等指令，就能在馬路上暢行無阻。她牽著導盲鞍，通過感受高興的身體起伏、行進速率來調整自己的步伐……有那么一瞬間，她感覺自己是一個驕傲的騎士。
她不再回避公共場所。傍晚帶著高興出門散步，去聽別人跳廣場舞，張璐瑤最喜歡路人夸她：“喲，你這只狗這漂亮，看著也聰明。”她坐在長椅上，高興就安靜伏在腳邊。
張璐瑤坐下的時候，高興就臥在腳邊
根據騰訊新聞統計的數據，在中國，有將近一半的視障人士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才能出門，還有超過三成的視障人士表示自己“基本不外出”。
對盲人來說，擁有一只導盲犬，不僅意味著陪伴與保障，更象征著他們有了走進社會與人群的權利——長期以來被“圈養”被隱去的人群，可以出門見光了。
盲人王奧林在抖音上記錄自己和導盲犬happy的日常：在happy的陪伴下，他可以從武漢獨自往返北京、深圳等地，在經營推拿工作室和參與助盲公益之余，還能和朋友一起逛展、看電影、郊游、旅行。
盲人調琴師陳燕在導盲犬珍妮的陪伴下，走遍了除新疆以外的中國的所有省份，還走上了央視和世博會的舞臺。
陳燕在抖音上分享和導盲犬的生活
有了導盲犬，更多盲人可以走出居民樓、推拿店，走向新的生活區域、更多的城市、甚至走上奧運會的賽場。
張璐瑤始終記得一個細節：有一次在出行時，高興的前腿被玻璃之類的利器劃傷，但是張璐瑤看不見也不知道。直到走在公園里，認識她的人看到，攔住她：“哎呀，你的狗在流血，你怎么還讓它走路？”
在熟人的引導下，她摸到了高興的傷口，眼淚也跟著掉下來。“這么深的一條口子，你說它該多疼啊。但是它根本不吭聲，還一直帶著我走，我都感覺不到它受傷了。”
狗對她好，她也把這條狗當成親人。晚上高興就睡在她的床邊，怕地板涼，張璐瑤給高興買了柔軟厚實的墊子。
保護主人、引導主人，這只是導盲犬必須遵守的職業要求；但是對它們的主人來說，卻承托著更深遠的生活的希望。
張璐瑤出門前給高興佩戴導盲鞍
但絕大多數盲人根本等不到屬于自己的導盲犬。
一方面，是導盲犬與使用者的匹配有著復雜細微的要求：使用者的身高、體重、性格、走路速度、外出習慣、收入狀況、家庭成員、社交范圍等等都被納入考核標準。
另一方面，中國的導盲犬實在是太少了。畢竟，不到0.0025%的匹配概率幾近于零。更不要說導盲犬培訓基地自身難保。
導盲犬基地為什么在經濟上難以為繼？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高淘汰率帶來的高成本。在導盲犬的培訓過程中，淘汰率高達70%。
首先在犬種的選擇上，拉布拉多犬是最理想的品種。金毛犬雖然和拉布拉多犬一樣忠誠安靜，但是金毛容易掉毛、對使用者來說有一定的養育難度，因此，純種的拉布拉多才是導盲犬的“血統要求”。
其次，被選中的預備犬還要求祖上三代都沒有攻擊人的“前科”。只有從遺傳性上杜絕攻擊性的存在，導盲犬才能保證在工作上不會傷害和威脅到任何人的安全。
到了培訓過程中，按照流程導盲犬的初選是在犬只2個月大時，初次入圍犬先送到寄養家庭進行社會化訓練，培養幼犬與人類的親密度，同時讓幼犬盡快適應人類社會。
在犬只約8個月時，導盲犬訓練基地的訓導員會帶它們回到基地做專業的社會化訓練。犬只在一歲時面臨一次評估，合格犬進入到專業化訓練階段。
西安陽光天使培訓基地的訓導員劉長泰就是這些通過初篩的幼犬的“導師”。“狗在長大的過程中，性格會發生變化、身體和骨骼也會因為發育出現問題。這個過程中的淘汰率也很高。”
訓導員帶著導盲犬去地鐵站訓練
他舉了個例子：訓練的同時還要對“學生們”進行性格測試，合格的導盲犬既不能太膽小，又不能太暴躁。比如一只導盲犬如果對聲音特別敏感，汽車鳴笛或者其他聲音就會將它嚇跑，或者說它特別饞嘴或者特別黏人，這樣的犬只都會被淘汰。
身體條件不夠優越的犬只也會在這一過程中出局。訓導員會特別關注犬只髖關節的發育狀況——髖關節是拉布拉多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發育不良，會導致其走路時后腿外翻，有可能絆倒使用者。
導盲犬高興是純種的拉布拉多犬
上下臺階、繞開障礙物、尋找目的地、找人行橫道、過馬路看紅綠燈、找電梯、找滾梯、乘坐公共交通……這些都是導盲犬訓練的基礎課，任何一門課程無法及格，導盲犬都會被淘汰掉。
通過層層選拔和多達30門功課的學習訓練，導盲犬才有資格“畢業”，進入配對流程。從幼犬篩選到成功配對，整個過程大概需要耗費兩年的時間。
這個過程中，所有的成本投入都隨著導盲犬的淘汰而付之東流。而那些成功畢業的導盲犬，必須免費匹配給合適的使用者，同樣無法為基地帶來收入。
轉折總會出現。
2019年，陽光使者中心開始參加騰訊99公益日，隨后在騰訊公益平臺開設項目主頁，開始學習并熟悉互聯網公益運營，擁抱數字化籌款，至今三年不輟。
2020年，一款能夠線上云養導盲犬的微信小程序上線，很快成功接入全國五家導盲犬培育基地。通過每月十元、“線上云養”，數萬人成為了導盲犬的“云爸媽”。
陽光使者中心就是在這款小程序和兩萬名“云爸媽”的助力下，重新煥發生機。
杜顏是西安陽光天使基地里在訓導盲犬的“云媽咪”。她認養了一只叫“云芝士”的導盲犬妹妹。
沒錯，這里的每一只在訓導盲犬們都有自己的名字：云蛋黃、云芝士、云星星、云默默······因為它們的日常支出都由“云爸媽”們供養，所以這些小家伙，都姓“云”。
杜顏選擇加入“云養”的想法也很簡單：她想幫助養成一只導盲犬，因為她太知道，一只狗，可以改變一個家庭。
杜顏的外公就是一位視障者。
他在一次獨自外出的途中摔下了樓梯，髖關節粉碎后臥床不起，兩年后去世。
杜顏依然記得外公失明后的樣子：上下樓梯要一直數數，多走一步都可能摔倒；盛飯的時候看不見碗勺，會把滾燙的飯菜潑到手上；讓杜顏最難過的是，外公失明后就再也不愿意出門了。
不愿意出門、沒法出門、不知道能去哪里，失去的視覺，像一張黑色巨網，困住了視障者。
每一次在群里看見“云芝士”的訓練視頻，杜顏都會想起自己的外公：如果當初他也有一只導盲犬，會不會現在還活著？
在西安，像杜顏這樣的“云爸媽”已經超過兩萬名。
目前在這款小程序里，每個月支付10元錢，就可云養一只導盲犬，并進到云養家長專屬群，每天都可以看到導盲犬的訓練視頻和照片，了解導盲犬的訓練和考試近況等，見證導盲犬的養成。
導盲犬們在基地玩耍
一款小程序，救活了導盲犬的家。
最開始，西安陽光天使基地的校長王興曾對這一小程序的接入有所擔憂：
在過去，導盲犬的資金基本全靠國家殘聯撥款，況且導盲犬是全程免費配對給合適的視障者，引入商業化的運轉模式，可行嗎？
現實很快逼迫王興做出了選擇。
2018年上半年，場地租約到期，又正巧趕上拆遷，一時間，基地里的人和狗都無處可去。
基地最初的場所都是由集裝箱改造而成
當初籌建基地已經耗盡積蓄的王興只能把幼犬們寄養在當地農民家或者帶回自己家，訓練也只能躲在殘聯的樓頂平臺上。
這也是王興一直的遺憾：在這寄居的一年多時間里，20多只待馴導盲犬由于長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場地，錯過了最佳訓練期，很多科目學不過來，最后只能全部淘汰。
王興送走這一批親手帶大的“肄業犬”，忍不住淚流滿面。
導盲犬基地的志愿者活動
轉折點出現在微信里。
2020年4月，西安陽光天使基地接入能夠云養導盲犬并線上募資的小程序，迅速籌措到了重建新校區的啟動資金——訓導員和狗，終于不用躲在殘聯的屋頂上了。
重新租賃了場地、配置了設備、給訓導員補發了工資，新校園，算是重建起來了。“線上云爸媽”，救活了這家導盲犬基地。
直到今天，通過微信小程序，陽光使者基地每個月可以獲得大約兩萬元左右的基礎資金。雖然不能完全覆蓋成本，但整個基地的運轉情況，已經明顯好轉。
王興認可了這一模式的可取之處：“一開始，這種商業化的操作模式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基地目前還沒有政府任何資金支持。”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云養導盲犬”項目，王興看著大家興致勃勃地給在訓犬們起名字、關心它的日常，他感到，好像有什么東西，在年輕一代的心里流動起來了。
越來越多人對導盲犬感興趣
是參與感帶來的關注和支持。
當更多人看見了視障者和導盲犬的需求，這群看不見的人，才算真正地，有了被社會接納的可能和空間。
上海市導盲犬訓練基地負責人王春筍對這款小程序有更宏偉的設想：他希望借助騰訊提供的小程序平臺，讓5家導盲犬基地組建起聯盟，做到資源共享、技術共享，甚至資金共享，“真正讓導盲犬事業建立起來、運轉起來。”
杜顏也認可這一思路。
她說：因為我們每一個人老了之后都可能出現視覺問題，或者說，我們身邊總會有人面臨類似的問題。所做的一切，其實不僅僅是為了視障者，更是為了每一個自己。
“這是在給未來的我們鋪路啊。”
除了訓練犬只成為導盲犬，西安陽光使者導盲犬發展服務中心還有另一項嘗試：
訓練給自閉癥兒童的“治愈犬”。
自閉癥兒童普遍存在注意力缺失等問題，舉個例子：家長帶孩子出去時，買東西結賬的功夫里，孩子可能就跑開了。
而溫順親人的治愈犬，可以留住孩子的注意力，不會讓孩子隨意跑開。此外，很多自閉癥兒童不愿和人交流，但是愿意和狗交流，國外已有輔助犬改善自閉癥癥狀的研究。
導盲犬再就業成為“治愈犬”
亞洲動物基金會曾經做過一組對比實驗：在對自閉癥兒童的治療過程中，加入“治愈犬”項目作為對照。結果顯示：與治愈犬相處后，自閉兒童的語言詞匯量有明顯增加。
"動物輔助療法是一種有價值的介入性治療，它幫助自閉患兒進行社交行為。動物輔助療法能有效引導自閉兒童語言能力的提高。‘狗醫生’不僅營造了良好的游戲環境，而且還給自閉患兒提供了觸覺上的鼓舞。是自閉患兒良好的治療玩伴。"主導這一實驗的博士Fung Suk Chun 這樣總結道。
在西安陽光天使基地，兩只導盲犬“星星”和“黑妹”，在經過專業訓練后成為自閉癥兒童的治愈犬，成功再就業。
小主人十分依賴治愈犬星星
其中，星星只是因為身高過高（導盲犬不能高過人的膝蓋），而無法成為一只持證的導盲犬，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和前來參觀的自閉癥孩子良好的互動，讓它有機會走進對方的家庭。經過治愈陪伴的訓練后，星星已經成為這個孩子的影子——通過一個手環裝置，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出現潛在危險時，星星會像導盲犬一樣，做出阻擋的動作或者提示。
陪伴犬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更多的導盲犬依然是為了幫助視障者而培養。但，當基地有能力培育出合格的導盲犬之后，視障者的問題就解決了嗎？
對盲人來說，配備導盲犬是最便利的答案，卻不是最優解。
“殘障歷程”項目發起人、哈佛大學法學院殘障項目培訓師，同時也是視障人士的蔡聰認為：導盲犬是視障者出行參與社會的解決方案之一，稱不上“最優解”，但是是現階段“比較容易的解法”。
“我們把障礙移除了，那他就能和所有的人一樣融入社會。不是說（把視障者）變成一個所謂的能看得見的正常人，而是變成和所有人一樣可以平等參與的人。那傷殘就不再是一個缺陷，一個問題了。”
事實上，癥結就在于此。
歸根到底，導盲犬只是視障群體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輔助工具之一。寄希望于普及導盲犬，依然無法為視障人士創造更舒適的社會環境。
調琴師陳燕在擁有導盲犬珍妮后，反而覺得麻煩變多了。
得到珍妮后，陳燕最開始只是欣喜地試圖讓珍妮帶領她乘坐公共交通，進入銀行、飯店、商城等各種各樣的公共場合，隨后，她和珍妮開始遭遇漫長的拒絕。
光是在天通苑地鐵站，陳燕和珍妮就被拒絕了11次。以至于珍妮都不愿意再走進這個地鐵站。
事實上，關于導盲犬，我國早已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中規定：“盲人攜帶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應當遵守國家有關規定。”
《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規定：“視力殘疾人攜帶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無障礙服務。”
導盲犬有資格進入公共場所，但真正在現實生活中，各個場所的“規定”都不一樣。
即使擁有法律的允許，導盲犬和視障者的出行依然困難重重。
張璐瑤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疫情之后，部分地鐵站要求高興上地鐵的時候“戴上口罩”；或者是戴上“嘴部護具，免得狗傷人。”每一次，張璐瑤都要苦苦跟對方講道理：導盲犬作為工作犬，必須依靠嗅覺來輔助判斷；狗的汗腺在舌頭上，戴上護具會影響散熱，同樣會影響高興的工作狀態。
有一次被迫無奈，張璐瑤給高興戴上了口罩。一路上，高興都不像往常自然。
攝像頭拍下的導盲犬視角
來自個人的、具體的偏見同樣是阻礙導盲犬和視障者出行的重要因素。
國內最著名的導盲犬使用者——盲人歌手周云蓬帶導盲犬入住酒店被拒絕，酒店方的回應是：擔心導盲犬的毛發通過通風系統進入其他房間，或引發其他住客不適。
對張璐瑤來說，被網約車司機拒絕已經見怪不怪。在地鐵上，她也時常聽到周圍人的窸窣碎語：“這個大狗，不曉得咬不咬人哦？”張璐瑤只能一次次解釋：導盲犬不可能攻擊人類。
張璐瑤和高興被網約車司機拒載
最讓張璐瑤心痛的一次，一位路人不知為何突然抬腳踢了一下高興，惡狠狠地罵了句；“臭牲口。”“狗就是畜生”，每每聽到別人這樣形容高興，張璐瑤感到錐心之痛。
對于拒絕導盲犬進入的行為，國家還沒有相關處罰規定出臺，很多時候，懲罰只能停留在道義譴責層面。
無知帶來的偏見如影隨形。
仍有許多人認為導盲犬是寵物狗的一種，在中國，有 85% 的人不知道導盲犬有合法乘車的權利，也會有人因為害怕被咬而拒絕導盲犬上車。
王春筍在加拿大培訓導盲犬時，曾遇到無緣無故辱罵、踢打導盲犬的人；廣州導盲犬學校校長Edith之前在香港當培訓師，她也遇到過嫌狗排便臭而舉報的人，后來她只能隨身帶著水和清潔劑。
在上海，60歲的視障者劉桃妹屢次被鄰居舉報“導盲犬的尿太臭”，在遭到鄰里的辱罵和攻擊后，聰明的導盲犬出現了明顯的抑郁狀態，不吃不喝，竭力控制自己的排便次數。
劉桃妹和導盲犬被鄰居多次抗議后登上新聞
王春筍說，視障者和導盲犬，“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接納”。
蔡聰提出一個觀點：人們需要意識到，殘障人士的問題不在于傷殘本身，而在于“傷殘和有障礙的社會”之間的矛盾。
事實正是如此。
對視障者來說，打造無障礙的社會環境才是問題的根本。
導盲犬云奶豆和云高興和主人在西安音樂廳
除了開發小程序，在應用軟件上努力觸達視障群體，也是騰訊等科技公司一直在做的努力。
“圖片語音即時描述功能”等新技術的出現，讓視障人群可以“看”懂圖片和表情；在線交流、開遠程會議、傳輸工作文件，從此成為可能；越來越多視障人士可以叫外賣、打車、刷微博。
視障者也能線上打車并獲得優先服務
這些變化，意味著視障人群終于有資格，進入“正常人”的社會。
幾乎每一位視障者，都認為是科技的進步，給了他們走進社會的機會。陸瑤說，她的手機里安裝了“讀屏”軟件，她也可以叫外賣、購物、刷抖音。
王奧林在抖音上分享自己作為視障者的生活日常時提過一句：當他牽著happy走在東湖綠道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和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
“那一刻，我和其他人好像沒什么區別。”
對視障者和其他殘障人士來說，無障礙的社會環境，意味著真正的平等。蔡聰也反復強調這一點：無障礙環境并不是專門為殘障人士打造的，它關乎所有人。
危險叢生的盲道說明我們的無障礙設計依然不足
他舉了個簡單的例子：階梯旁的坡道，它不止方便殘障人士上下樓梯，推嬰兒車的父母，坐輪椅的老人，都會因此受益——這意味著社會對個體的尊重和關懷——不是強者對弱者的那種關懷，而是意識到我們每個人與他人事實上沒什么不同。
第四次因為導盲犬排尿而被鄰居驅逐出小區的劉阿姨，哀嘆過一句：
“作為盲人，一直都是我們在努力理解世界，我們也需要被世界理解。”
（為保護受訪人隱私，部分人名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藍字計劃”，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