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奧會的熱度逐漸消退。
賽場上爭金奪銀的運動員們有的回歸了平靜，有的開啟商業代言之路。
谷愛凌和珠寶品牌的廣告大片在社交平臺傳播，蘇翊鳴經紀人“每天婉拒100各代言”的消息不絕于耳。
甚至連蘇翊鳴背后的商業操盤手Endeavor也隨之浮出水面，甚至頂流谷愛凌也曾與Endeavor簽約，不過到2022年2月合約已經結束，目前谷愛凌的體育經紀業務由其母親代理。
一方面我們看到為國爭光的健兒們獲得商業肯定，喜聞樂見。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沒有獎牌甚至沒有機會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才是大多數，他們在體能巔峰之后，都去了哪里？
在我國，根據國家體育總局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共有500萬運動員，相當于一個二級城市的人口數量，而目前在冊的現役運動員統計數量為2萬人，平均每年的淘汰率為15%。
而自從1949年以來，我國退役運動員總數累計已超過30萬，目前每年至少有4000名以上的運動員退役。
那么這些退役的運動員都去哪了？他們又過的怎么樣呢？
運動員作為一門典型吃“青春飯”的職業。
不論哪個項目，鑒于人類生理機能的限制，大部分運動員基本在30歲左右選擇退役，有些對體型有要求的，比如體操和跳水，一般24歲左右就會退役。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運動員，都逃不掉的是這么一個“理論”，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我們的一生都在動態權衡著，如何實現“工作時攢的錢”和“退休后花的錢”的順利過渡。
但運動員的賺錢時間相比普通人更短，會早早的進入退休花錢的階段，再就業成了運動員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那運動員在短暫的職業生涯中究竟怎么賺錢的呢？我們先來看“頂流遠動員”們的收入：獎金和代言。
像今年冬奧的中國首金，我們的短道速滑混合團體，在2000米混合接力項目中獲得北京冬奧會上的第一枚金牌，瞬間喜提熱搜。
首金的意義相當重大，在奪冠當晚，混合團體中的范可新人還沒回家，市委書記、市長就到冠軍家里表示祝賀，并獎勵100萬元。
“獎勵100萬，能得幾塊就獎勵幾百萬！”
范可新更是在奪金后淚灑冰場，“哥哥輟學跟著父親修鞋，供我當奧運冠軍”，他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家里人生活的條件。
類似的還有2012年在倫敦奧運會上獲得兩枚金牌的張繼科，去年東京奧運的首金得主楊倩，以及女子單人十米臺的金牌得主，14歲的小將全紅嬋。
冠軍們都有百萬獎金和價值百萬的住宅獎勵，但要說真正有價值的收入來源還得是廣告代言。
2000年伏明霞在悉尼奧運會復出，拿下了個人第四枚奧運金牌，第二次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成為世界級的體育明星，隨后在2001年成為雪碧的代言人，使得雪碧的銷量猛增。
這也讓其他品牌廠商看到了奧運冠軍的價值，之后劉翔、田亮、郭晶晶等家喻戶曉的運動員也都有了自己的代言。
劉翔在2003年到2014年廣告代言收入高達5.35億元，最多的時候身上有伊利、耐克、可口可樂等17個品牌的代言。
而把運動員代言玩到新維度的當屬谷愛凌，光是“谷愛凌”三字就已深深刻在了眾網民的輸入法里，她的商業價值不言而喻。
突破自身極限的偏軸1620動作帶來的，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枚女子雪上項目的奧運金牌，更為明顯體現其高關注度的，是她作為明星運動員不斷攀升的商業價值。
據不完全統計，谷愛凌身背26個品牌代言（另一說法為30個）其中包括消費、通訊、汽車、奢侈品等多個品類。
據《新京報》和《天下網商》報道，2021年前谷愛凌的代言費在100萬美元左右，斬獲多個世界冠軍后已漲至一年200萬美元。
如果按照《新京報》和《天下網商》的200萬美元報價計算，在過去一年里谷愛凌的代言費總收入差不多有2億元，要知道即便是“花滑王子”羽生結弦在商業價值巔峰期一年的代言費不過8500萬元。
像谷愛凌這種站在金字塔頂端的頂流冠軍們，大可不必擔心自己在身體機能下降后的退休生活。
根據網易數讀的統計，冠軍們退役后的他們的生活普遍過得不錯，雖然不是個個都光鮮亮麗，畢竟不同項目的含金量是不同的，但也不至于處境落魄。
多數奧運冠軍再就業還是追求穩妥。
在已退役的 199 名冠軍中，有 63.32% 的人進入了體制內，并且，還有更多的人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干起了熟悉的體育事業，占比 85.43%。
并不是所有運動員都享受著被鮮花和掌聲包圍的待遇，過著還算不錯的生活，大量的運動員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幾乎只是在做“陪練”，并沒有展示自我的舞臺和機會。
還有很多頗有天賦的運動員只能停留在省級和市級的層次，并未能進入國家隊。
甚至還有很多冷門領域的運動員，即便奪得冠軍，也沒有那么大的名氣和商業價值。
有研究對770名曾獲得全國和國際青少年比賽前3名運動員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成年之后最終能夠進入全國前10名的僅有109人，成才率僅為14.1％，淘汰率高達85％以上。
而能夠進入亞運會、奧運會前10名的分別只有17人和2人，成才率分別為2.2％和0.26％。
另一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專業體校在校生人數為38571人，輸送到一線人數為1193人，成才率為3.09％；業余體校在校生人數為305937人，輸送到一線的人數為3307人，成才率為5.05％。
數據證明，運動員們的競技能力資本來之不易，運動員們從體?；蚝腕w校合作的興趣班中挑選出來的。
好苗子會被送到市里訓練，如果表現出色的可以進入國家隊，而這一切會在大概運動員們18歲之前發生。
但冠軍往往只有一個。
不僅如此，相比于大眾項目，一些冷門項目因而市場化程度不高。
就算運動員拼盡了青春和氣力，卻受限于文化水平和社會經驗，只收獲了一身壯碩的肌肉，這也是競技體育的殘酷之處。
大多數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在訓練、休息、比賽的循環中度過，可當退役后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就算我們退一萬步講，運動員們不退役，好像也只有在奧運會這樣的大賽才會受到關注。
毋庸置疑的是，在商業價值上，明星高于運動員，并且可以持續上升，衰期較長，運動員則與之相反。
明星的作品可以是電影、電視劇、綜藝等，風格相對多變，輸出頻率高。出現在公眾視野內的機會多意味著爆率高，所以火得久，半衰期較長。
而運動員的作品就是奧運會等大型體育盛事的比賽名次，這種比賽項目較少且相對單一。
其余時候，運動員需要封閉訓練，會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曝光率下降，影響力隨之減弱，流量下降。
但是，遠動員和明星一樣在飯圈化趨勢下，背負著不亞于明星的罵名，長期的代言對于運動員和代言方都是負擔，代言方選擇明星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好好訓練就想著賺錢，這么不務正業難怪場上的表現越來越看不見！”
回看當下，在冬奧的流量加持下，越來越多的運動員上綜藝，或者開通短視頻賬號，活躍于網友的視野中，這貌似是一股運動員流量長期化的浪潮......
2022年2月20日晚北京冬奧會閉幕，網友們“把王濛焊死在解說席上！”愿望也終于實現了。
在北京冬奧會閉幕式的特別節目中，黃健翔和王濛正式對外官宣“濛翔組合”宣告誕生，兩人還刻意穿上了相聲大褂，試圖將嘮嗑式的相聲解說進行到底。
王濛的商業版圖，以及在《財約你》中提到的體育MCN布局也漸漸浮出水面。
王濛的商業格局不僅只框柱了“濛翔組合”，在她的背后是更多的默默無聞的退役運動員。
“正在做體育MCN機構，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再就業機會?！?/strong>在《財約你》的采訪中，王濛提到，她的MCN有著只招運動員、退役運動員的原則。
“如果是有一定名氣的運動員，就會幫助他們發揮自己的商業價值，如果是一些沒能獲得知名度的運動員，會招過來做一些幕后的攝像、中控等工作，解決他們退役之后面臨的再就業問題。”
退役運動員們主場作戰，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展現運動的魅力，從而對體育比賽起到更好的宣傳作用.
在大眾的認知中，運動員退役好像自然而然就成了郎平、劉國梁那樣的教練。從學生變成老師，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下一代體育人，為國家爭得更多榮譽。
但事實上，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教練，有很艱難的路要走。
教練員的坑位是有限的，不光需要你在運動員生涯期間有過輝煌的成就，其次還要能夠去再進修考取教練資格證。
因此像王濛一樣轉行，成了運動員再就業的新趨勢。
有一份調查顯示，在有440萬的體育從業人群背后仍然有著160萬的人才缺口，但每年仍然有大量的體育生和退役運動員面臨著就業困難的情況，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復合型人才的緊缺。
奧運冠軍呂小軍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東京奧運會奪冠后，不少粉絲熱淚盈眶，大呼“YYDS”。在國外社交平臺上各國肌肉男用中式英文獻上膝蓋——“Military God（軍神）”，他是全球健身圈的“頂流”。
球粉絲已經狂熱抱團多年，國外粉絲集中在“油管”，而國內粉絲陣地則是他的淘寶店。
YouTube上一個叫做“All Things Gym”的舉重健身自媒體，日常專注于發布世界各地舉重健身達人的訓練視頻剪輯。呂小軍的訓練視頻是帳號的流量密碼，一半以上的視頻是他日常訓練。
隨著人氣的飆漲，呂小軍開始思考舉重運動的商業化，希望做一些除了冠名之外的商業化嘗試。
2018年，呂小軍認識了王佳佳，后者在一家舉重健身用品任職。他們在打造舉重品牌理念上一拍即合。“軍神”第二家淘寶店開張，隨后又開了天貓店。呂小軍負責產品研發，王佳佳負責運營。
在抓緊研發新品時，呂小軍也開始主動上社交媒體傳播自己的視頻。他和團隊除了在國內開自媒體，還運營Instagram和YouTube賬號，又引來軍迷無數。
對數量龐大的粉絲來說，軍神淘寶店的出現，不只是方便買器械裝備和追“軍神同款”這么簡單，更成了聚集、抱團互勵的社區和打卡圣地。
我們也越來越重視體教融合，綜合類院校也正在加入體育人才的培養，實現跨界人才補位，對運動員的退役安置問題也專門設立了扶持基金，每年還會對退役運動員安排再上崗培訓。
運動員們有的做博主、有的當教練、有的做慈善、有的出現在體育事業的管理層、有的跨界創投圈，繼續為社會發揮自己的價值。
他們參加綜藝，或是投身影視劇拍攝，如田亮等。
或是自主創立品牌，如2021年《胡潤財富榜》統計，身家超過百億的李寧。
或是以其他方式繼續深耕體育產業，如女子競走冠軍王麗萍轉型成為投資人，和奧運冠軍邢傲偉等人成立了體育投資基金，初期規模有5000萬。
而短視頻、直播時代來臨，為運動員們提供了其他的選擇：成為網紅、主播。
抖音粉絲近3000萬的跳高名將張國偉便是網紅佼佼者，相比他們的前輩，新生代運動員更擅長于網絡互動。
鮮為人知的是，張國偉的網紅之路伴隨著的，是無休止的網暴和傷病背后對他成績的質疑，在他搞怪外殼下，是為了心中2米4夢想對抗傷病復出，用中藥泡腳直到把腳泡爛的苦楚。
2016年前后，“洪荒少女”傅園慧首次網絡直播，一小時內吸引了超過1000萬粉絲以及31.8萬打賞。寧澤濤首次嘗試VR直播，為代言的某品牌宣傳，吸引超過800萬粉絲觀看。
“宇宙的盡頭是編制，運動員的盡頭是帶貨”。
今年1月14日和15日，仍處于禁賽期的孫楊分別進行了10個小時、7個小時的直播，總銷售額逼近5000萬。
世界冠軍張繼科從2020年開始直播，創造過幾個小時帶貨900多萬元的記錄，直播2小時就賣出去了200萬元，在同時間所有的帶貨主播中高居第一名。
體育產業鏈條的深化、直播短視頻等新媒介的興起、品牌和觀眾對運動員的包容、相關政策的扶持，正在給著退役運動員再就業更多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現在最希望的，是冬奧健兒和再就業運動員們的熱度，不會隨著冬奧的結束而消失。
凝結了無數汗水和血淚為國爭光的他們，值得被每一個人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