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從1999年畢業后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漫畫編輯、便利店店員、自行車銷售、物流揀貨員、快遞員……20年間，他換了19份工作。
2020年，失業數月的胡安焉在網上發表隨筆，其中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爆火。以此為機緣，今年3月他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正式出版。
【資料圖】
其漫長的打工史，經由此書，鑄成一個鮮明的生活范本，將那些游走在邊緣的人群，推進公眾的視野。但在胡安焉看來，這些記錄無關底層或苦難，只是見證一個人的沉浮與他所經歷的“流浪與創作”的人生。“流浪，或者說工作，只是謀生手段，”胡安焉說，“我希望通過寫作來確立自我。”
壹
44歲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米小屋里，除了成箱的書，還養了一只貓。進門前，胡安焉遞來一雙鞋套，“只是為了貓，”他略帶歉意地表示。房子異常整潔，給人一種井然的秩序感。也許這正是他如今狀態的投射——“達到平和自洽，”胡安焉笑著說，“換個庸俗的說法，就是與生活和解了。”
在“和解”之前，他的人生經歷就像他解讀的契訶夫小說一樣，會感覺“它（生活）是一個巨大的問號，讓人恐懼，沒有歸屬。”
定居成都的胡安焉，圖據受訪者
胡安焉生于廣州，中專讀家電維修，大專讀廣告專業，“但我讀的是夜大。”而他早期的工作，如酒店服務生、服裝店和加油站營業員、快餐連鎖店送餐員，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時間沖撞了。
他勉力維持學習和工作的平衡，甚至一度因賣力工作，惹來同事不滿，因為他無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標準”。盡管這種賣力，不過是類似于“多碼了幾張椅子”這樣的事情。
同事之間經常發生與利益相關的糾葛和算計，人心意圖的陰陽兩面令他不安。“我不喜歡和人講利益，談條件，”他說，“談判給我的感覺近似于有意識地得罪人。”而他的學歷，又很難避開“銷售”這類工作。
他以為大專畢業后，找一份專業工作，就不必頻繁地與人打交道，不用陷入復雜又難堪的處境。他先后進入一家廣州漫畫社和漫畫資訊雜志，結果這里產出的幾乎都是粗糙的盜版物和廉價的幽默作品。“他們就是在玷污動漫行業。”他和幾個熱血的朋友決定離職北上過“流浪”生活。
胡安焉在漫畫社的故事作業，圖據受訪者
2004年，胡安焉來到北京，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與他同來的朋友們執意過一種理想主義生活，認為“工作是社會機器對人的奴役”，勸他辭去工作。他聽從了，為了節省開支，還從通州搬去更偏遠的燕郊。眾人分攤房租，每月只需500。可是經濟的窘迫畢竟是個實際的困擾。最終，他返回了老家。
不過，北京這段經歷使他開始習慣自我審視。那幫“幼稚”的朋友，他們的反叛和追求，“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啟蒙，讓我認識到，原來世界上還存在這樣的生活方式。”
在家賦閑數月后，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編輯，之后又隨同事創業辦汽車會刊。實際上，只是一個受騙的免費勞工。父親生病后，他在家照顧數月，又重返動漫行業。公司的運營模式迫使他們經常“洗稿”，而他自覺“太無能”，“即使投身污濁的洪流，經濟情況仍然是月光狀態。”
當時的女朋友對他很不滿，為了掙錢，他和一名同學去越南考察商機，但不確定性太多，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南寧合作開女裝店。
胡安焉在南寧的女裝店，圖據受訪者
“生意場就是個爾虞我詐的地方，”除了各種難纏的顧客，更令他沮喪的是同樓層的競爭者，“每天熱衷于搬弄是非，”中間一度引發要動用菜刀打架的沖突。后來，女朋友和他分手了，這讓他感覺到一種“解脫”，好像擔子卸下來了，但同時又被一種茫然的失落感籠罩。
在南寧打工兩年，他天天困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封閉空間，一度產生了畏光反應。終于，他和同學拆伙回家。
胡安焉在南寧永新城樓上住處，圖據受訪者
那年，他30歲整，面對財務自由的老朋友們，心中還是會有一種“不恰當的自卑感”。10年的打工經歷，也加深了他對人群的恐懼。于是，胡安焉開始寫作。卡佛描寫的“日常生活的崩塌，令我深有感觸”，他以名家為師，模仿練習，勤作筆記，在文學論壇混跡兩年。但稿酬收入微薄，難以維系生活，只能繼續工作。
接下來幾年，他先在廣州做網店賣衣服，又搬去云南下關做商場保安、烘焙店學徒，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員、自行車店銷售，到大理開零食店、擺地攤、做鹵味，最后回到廣東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
胡安焉在云南下關擺地攤，圖據受訪者
“幾乎所有的工作只是某種徒勞的重復，”胡安焉說，“我不懂得改進自己，”總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負的境地，然后被迫逃離。換個積極的說法是，他需要更換環境來完成對自己的清零和重啟。
貳
胡安焉是資深“社恐”。多年來，面對人群客戶，他總是無所適從。自《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連續兩個月的采訪、對談和活動，將他淬煉成一個侃侃而談的表達者。他不抗拒這種變化，“本質上出版是商業行為，”他需要短暫地配合“商業”，以補助日后的自由寫作。
談及“自由”，話題不可避免地再次回到“打工”。在他的書中，曾多次將“自由”和“打工”列作對立項，仿佛打工是對自由的剝奪。
萬幸，這種“對立”暫時結束于2019年年末。那也是他目前為止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做快遞員。
快遞站點早上卸貨分揀，圖據受訪者
2018年，為了現在的妻子，胡安焉又一次來到北京。不同于上次的滿腔熱血，重返北京的第一天，他就開始找工作。招聘網站將他推薦到順豐快遞。
作為“快遞界的海底撈”，順豐有口皆碑。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卻深感疲憊。
站點主管設置的一些規則，如要求員工在派件時主動提出幫帶垃圾，好評數排名靠后者會被揪出來“示眾”，晚上下班后還要開例會抓紀律，“把犯了錯的人拉出來當眾羞辱。”哪怕被分到不好送快遞的片區，馴順的胡安焉還是不想跟同事和主管鬧翻。
派件中的胡安焉，圖據受訪者
直到這年7月，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小時工沒有醫保，光醫療費和誤工費就損失了3000多塊。這讓他萌生了離職的念頭。
“雙11”活動將至，站點獲得了新的正式工名額。但他放棄了，轉到了品駿快遞。
相對而言，“品駿的每個快遞員更平等，彼此互不干涉，雖然新人也要從差的片區入手，但調整的機會更多也更公平。”但工作中，依然會冒出各種意外。他曾被偷過價值上千元的快遞，也多次自掏腰包為客戶自己的失誤買單。諸如客戶自己填錯地址卻偏要責難快遞，幾個來回下來，他損耗時間不止，有時還會遭到無理的投訴。
胡安焉在派件途中補胎，圖據受訪者
“送快遞從未讓我感到屈辱。事實上，可能連委屈都沒有。”胡安焉說，“我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人，大多數是很尊重我的。”他解釋道，書中的一些經歷，為了商業也好，敘事也好，難免要寫到一些摩擦碰撞，但這份工作的整體體驗還是不錯的，他也從未像20多歲做漫畫時那樣，總有一種強烈的憤懣。
他算過一個賬，北京快遞員平均月工資7000，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刨去卸貨、分揀和裝車的固定時間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約9小時，那么每小時得產出30元。而一個快件平均2元，等于他每4分鐘就要送出一個快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吃飯或上廁所，都“太奢侈了。”
盡管如此，他并不認為快遞行業帶有剝削或壓榨的屬性。“本質上這份工作是自己的選擇，并且它的工資還是相對可觀的。”
胡安焉送快遞途中，圖據受訪者
在品駿的最后那段日子，他過得輕松愜意，已經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一旦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
后來品駿解散，業務轉給順豐，他也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臨走前，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告知客戶自己不再配送快遞。很多客戶留言點贊，感謝他的付出。其中一條評論說道，“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
“它并沒有夸大其詞，”他在書中寫道，因為這名客戶沒必要違心地奉承我，而這句話，也是他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總結。
叁
胡安焉是他的筆名。“胡”即文言里的“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問代詞。三個疑問代詞疊加，連起來有“何以安心”的意思。他用這個筆名來表達內心的不安。
這種“不安”在2020年化作他重啟寫作的動力。他以第一人稱視角，寫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的生活經歷。沒想到這篇文章意外爆火，在豆瓣收獲3700多次轉發，上萬個點贊。當年4月，文學機構“副本制作”的兩位編輯聯系上胡安焉，跟他約稿，鼓勵他嘗試非虛構寫作。
“當機會出現，我就要去兌現它們。”胡安焉坦言，外界的反饋讓他有一種在黑暗中行走多年，突然照見光明的即視感。為此，他嘗試介入非虛構，從自己漫長的打工史打撈出值得書寫的內容。
胡安焉準備派件，圖據受訪者
根據編輯的建議，他將自己在北京送快遞的經歷寫出來。這篇文章起初名叫《派件》，后來以《我在北京派快件》為題，發表在《讀庫2103》上。隨著各界反饋越來越多，浦睿文化的編輯找上胡安焉，希望他能將自己的各種工作經歷擴寫成一本書的容量。
但非虛構寫作不像他早年的虛構練習，沒有一個明確的像塞林格、喬伊斯、卡夫卡那樣的文學參照系，胡安焉只能憑借自己的經驗、直覺和對語言的判斷來完成擴寫和修訂。
實際上，所有的寫作歸根溯源，都有一條清晰的要求，誠如他所言，“就是語言的準確和生動。”
塞林格代表作品之一《九故事》
當胡安焉在工作的壓制和生活的圍剿下，仍竭盡所能地閱讀并記錄筆記時，塞林格創造的“孩童式的純真在成人世界的格格不入感”，契訶夫筆下人物求索生活意義的失落，以及卡夫卡書寫的生命無意義和努力的徒勞等等，早已融入他生命的血液，如今一一被喚醒，回應他的非虛構寫作。很快，他就完成了這部書稿。
近些年，像陳年喜、范雨素、王計兵等“打工寫作者”紛紛涌現，胡安焉是這個集體中最新的一員。有些人將他們的寫作并稱為“底層寫作”。胡安焉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首先，“底層”的界定標準存疑，單從收入來看，快遞員的工資也不算低。而他最反感的，是“底層寫作”所暗藏的某種誤解。
“外賣詩人”王計兵，圖據視覺中國
“我從來沒有帶著所謂的‘底層意識’去寫作，我也不是從‘底層關注’的角度去寫。”他強調道，“我寫的是個人經歷，而不是我所屬群體或階層的現狀或處境。”
當然，他容許讀者的誤讀或帶有偏見的審視。就像這本書名《我在北京送快遞》，只是一種商業的權衡，實則快遞經歷只占全書的三分之一。
“我不想輸出什么觀點，或者對某一個行業做出評判。”他說，“相反，我會盡量克服這些。”他想澄清的是，從頭到尾，他只是在寫“如何接受和確立自我”，并且盡可能客觀，避免教導別人。
而他的自我，依憑寫作，已經從“打工和自由的對立”中走出來，“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我越來越感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胡安焉在成都的書桌，圖據受訪者
作為謀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胡安焉便會全身心投入寫作。盡管他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之后還將推出另一部非虛構作品，但他的本愿始終是虛構。“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帶著一種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說道。
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種難得的清醒。他雖然熱愛寫作，但并不因此而貶低“打工”。
“一個人，他的價值或尊嚴，跟他的外部成就關系不大，而是要看他本質上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胡安焉說，“送快遞，只要認認真真誠誠懇懇地做，那你的價值不會低于一個寫作者。我從來不認為出版或發表，是比送快遞更了不起、更崇高、更有價值、更成功的一個事情。”
文/李瑞峰 編輯 蔣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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