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從1999年畢業后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漫畫編輯、便利店店員、自行車銷售、物流揀貨員、快遞員……20年間,他換了19份工作。
2020年,失業數月的胡安焉在網上發表隨筆,其中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爆火。以此為機緣,今年3月他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正式出版。
【資料圖】
其漫長的打工史,經由此書,鑄成一個鮮明的生活范本,將那些游走在邊緣的人群,推進公眾的視野。但在胡安焉看來,這些記錄無關底層或苦難,只是見證一個人的沉浮與他所經歷的“流浪與創作”的人生。“流浪,或者說工作,只是謀生手段,”胡安焉說,“我希望通過寫作來確立自我。”
壹
44歲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米小屋里,除了成箱的書,還養了一只貓。進門前,胡安焉遞來一雙鞋套,“只是為了貓,”他略帶歉意地表示。房子異常整潔,給人一種井然的秩序感。也許這正是他如今狀態的投射——“達到平和自洽,”胡安焉笑著說,“換個庸俗的說法,就是與生活和解了。”
在“和解”之前,他的人生經歷就像他解讀的契訶夫小說一樣,會感覺“它(生活)是一個巨大的問號,讓人恐懼,沒有歸屬。”
定居成都的胡安焉,圖據受訪者
胡安焉生于廣州,中專讀家電維修,大專讀廣告專業,“但我讀的是夜大。”而他早期的工作,如酒店服務生、服裝店和加油站營業員、快餐連鎖店送餐員,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時間沖撞了。
他勉力維持學習和工作的平衡,甚至一度因賣力工作,惹來同事不滿,因為他無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標準”。盡管這種賣力,不過是類似于“多碼了幾張椅子”這樣的事情。
同事之間經常發生與利益相關的糾葛和算計,人心意圖的陰陽兩面令他不安。“我不喜歡和人講利益,談條件,”他說,“談判給我的感覺近似于有意識地得罪人。”而他的學歷,又很難避開“銷售”這類工作。
他以為大專畢業后,找一份專業工作,就不必頻繁地與人打交道,不用陷入復雜又難堪的處境。他先后進入一家廣州漫畫社和漫畫資訊雜志,結果這里產出的幾乎都是粗糙的盜版物和廉價的幽默作品。“他們就是在玷污動漫行業。”他和幾個熱血的朋友決定離職北上過“流浪”生活。
胡安焉在漫畫社的故事作業,圖據受訪者
2004年,胡安焉來到北京,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與他同來的朋友們執意過一種理想主義生活,認為“工作是社會機器對人的奴役”,勸他辭去工作。他聽從了,為了節省開支,還從通州搬去更偏遠的燕郊。眾人分攤房租,每月只需500。可是經濟的窘迫畢竟是個實際的困擾。最終,他返回了老家。
不過,北京這段經歷使他開始習慣自我審視。那幫“幼稚”的朋友,他們的反叛和追求,“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啟蒙,讓我認識到,原來世界上還存在這樣的生活方式。”
在家賦閑數月后,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編輯,之后又隨同事創業辦汽車會刊。實際上,只是一個受騙的免費勞工。父親生病后,他在家照顧數月,又重返動漫行業。公司的運營模式迫使他們經常“洗稿”,而他自覺“太無能”,“即使投身污濁的洪流,經濟情況仍然是月光狀態。”
當時的女朋友對他很不滿,為了掙錢,他和一名同學去越南考察商機,但不確定性太多,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南寧合作開女裝店。
胡安焉在南寧的女裝店,圖據受訪者
“生意場就是個爾虞我詐的地方,”除了各種難纏的顧客,更令他沮喪的是同樓層的競爭者,“每天熱衷于搬弄是非,”中間一度引發要動用菜刀打架的沖突。后來,女朋友和他分手了,這讓他感覺到一種“解脫”,好像擔子卸下來了,但同時又被一種茫然的失落感籠罩。
在南寧打工兩年,他天天困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封閉空間,一度產生了畏光反應。終于,他和同學拆伙回家。
胡安焉在南寧永新城樓上住處,圖據受訪者
那年,他30歲整,面對財務自由的老朋友們,心中還是會有一種“不恰當的自卑感”。10年的打工經歷,也加深了他對人群的恐懼。于是,胡安焉開始寫作。卡佛描寫的“日常生活的崩塌,令我深有感觸”,他以名家為師,模仿練習,勤作筆記,在文學論壇混跡兩年。但稿酬收入微薄,難以維系生活,只能繼續工作。
接下來幾年,他先在廣州做網店賣衣服,又搬去云南下關做商場保安、烘焙店學徒,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員、自行車店銷售,到大理開零食店、擺地攤、做鹵味,最后回到廣東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
胡安焉在云南下關擺地攤,圖據受訪者
“幾乎所有的工作只是某種徒勞的重復,”胡安焉說,“我不懂得改進自己,”總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負的境地,然后被迫逃離。換個積極的說法是,他需要更換環境來完成對自己的清零和重啟。
貳
胡安焉是資深“社恐”。多年來,面對人群客戶,他總是無所適從。自《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連續兩個月的采訪、對談和活動,將他淬煉成一個侃侃而談的表達者。他不抗拒這種變化,“本質上出版是商業行為,”他需要短暫地配合“商業”,以補助日后的自由寫作。
談及“自由”,話題不可避免地再次回到“打工”。在他的書中,曾多次將“自由”和“打工”列作對立項,仿佛打工是對自由的剝奪。
萬幸,這種“對立”暫時結束于2019年年末。那也是他目前為止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做快遞員。
快遞站點早上卸貨分揀,圖據受訪者
2018年,為了現在的妻子,胡安焉又一次來到北京。不同于上次的滿腔熱血,重返北京的第一天,他就開始找工作。招聘網站將他推薦到順豐快遞。
作為“快遞界的海底撈”,順豐有口皆碑。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卻深感疲憊。
站點主管設置的一些規則,如要求員工在派件時主動提出幫帶垃圾,好評數排名靠后者會被揪出來“示眾”,晚上下班后還要開例會抓紀律,“把犯了錯的人拉出來當眾羞辱。”哪怕被分到不好送快遞的片區,馴順的胡安焉還是不想跟同事和主管鬧翻。
派件中的胡安焉,圖據受訪者
直到這年7月,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小時工沒有醫保,光醫療費和誤工費就損失了3000多塊。這讓他萌生了離職的念頭。
“雙11”活動將至,站點獲得了新的正式工名額。但他放棄了,轉到了品駿快遞。
相對而言,“品駿的每個快遞員更平等,彼此互不干涉,雖然新人也要從差的片區入手,但調整的機會更多也更公平。”但工作中,依然會冒出各種意外。他曾被偷過價值上千元的快遞,也多次自掏腰包為客戶自己的失誤買單。諸如客戶自己填錯地址卻偏要責難快遞,幾個來回下來,他損耗時間不止,有時還會遭到無理的投訴。
胡安焉在派件途中補胎,圖據受訪者
“送快遞從未讓我感到屈辱。事實上,可能連委屈都沒有。”胡安焉說,“我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人,大多數是很尊重我的。”他解釋道,書中的一些經歷,為了商業也好,敘事也好,難免要寫到一些摩擦碰撞,但這份工作的整體體驗還是不錯的,他也從未像20多歲做漫畫時那樣,總有一種強烈的憤懣。
他算過一個賬,北京快遞員平均月工資7000,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刨去卸貨、分揀和裝車的固定時間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約9小時,那么每小時得產出30元。而一個快件平均2元,等于他每4分鐘就要送出一個快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吃飯或上廁所,都“太奢侈了。”
盡管如此,他并不認為快遞行業帶有剝削或壓榨的屬性。“本質上這份工作是自己的選擇,并且它的工資還是相對可觀的。”
胡安焉送快遞途中,圖據受訪者
在品駿的最后那段日子,他過得輕松愜意,已經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一旦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
后來品駿解散,業務轉給順豐,他也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臨走前,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告知客戶自己不再配送快遞。很多客戶留言點贊,感謝他的付出。其中一條評論說道,“你是我見過的快遞員里最認真負責的。”
“它并沒有夸大其詞,”他在書中寫道,因為這名客戶沒必要違心地奉承我,而這句話,也是他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總結。
叁
胡安焉是他的筆名。“胡”即文言里的“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問代詞。三個疑問代詞疊加,連起來有“何以安心”的意思。他用這個筆名來表達內心的不安。
這種“不安”在2020年化作他重啟寫作的動力。他以第一人稱視角,寫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揀貨員的生活經歷。沒想到這篇文章意外爆火,在豆瓣收獲3700多次轉發,上萬個點贊。當年4月,文學機構“副本制作”的兩位編輯聯系上胡安焉,跟他約稿,鼓勵他嘗試非虛構寫作。
“當機會出現,我就要去兌現它們。”胡安焉坦言,外界的反饋讓他有一種在黑暗中行走多年,突然照見光明的即視感。為此,他嘗試介入非虛構,從自己漫長的打工史打撈出值得書寫的內容。
胡安焉準備派件,圖據受訪者
根據編輯的建議,他將自己在北京送快遞的經歷寫出來。這篇文章起初名叫《派件》,后來以《我在北京派快件》為題,發表在《讀庫2103》上。隨著各界反饋越來越多,浦睿文化的編輯找上胡安焉,希望他能將自己的各種工作經歷擴寫成一本書的容量。
但非虛構寫作不像他早年的虛構練習,沒有一個明確的像塞林格、喬伊斯、卡夫卡那樣的文學參照系,胡安焉只能憑借自己的經驗、直覺和對語言的判斷來完成擴寫和修訂。
實際上,所有的寫作歸根溯源,都有一條清晰的要求,誠如他所言,“就是語言的準確和生動。”
塞林格代表作品之一《九故事》
當胡安焉在工作的壓制和生活的圍剿下,仍竭盡所能地閱讀并記錄筆記時,塞林格創造的“孩童式的純真在成人世界的格格不入感”,契訶夫筆下人物求索生活意義的失落,以及卡夫卡書寫的生命無意義和努力的徒勞等等,早已融入他生命的血液,如今一一被喚醒,回應他的非虛構寫作。很快,他就完成了這部書稿。
近些年,像陳年喜、范雨素、王計兵等“打工寫作者”紛紛涌現,胡安焉是這個集體中最新的一員。有些人將他們的寫作并稱為“底層寫作”。胡安焉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首先,“底層”的界定標準存疑,單從收入來看,快遞員的工資也不算低。而他最反感的,是“底層寫作”所暗藏的某種誤解。
“外賣詩人”王計兵,圖據視覺中國
“我從來沒有帶著所謂的‘底層意識’去寫作,我也不是從‘底層關注’的角度去寫。”他強調道,“我寫的是個人經歷,而不是我所屬群體或階層的現狀或處境。”
當然,他容許讀者的誤讀或帶有偏見的審視。就像這本書名《我在北京送快遞》,只是一種商業的權衡,實則快遞經歷只占全書的三分之一。
“我不想輸出什么觀點,或者對某一個行業做出評判。”他說,“相反,我會盡量克服這些。”他想澄清的是,從頭到尾,他只是在寫“如何接受和確立自我”,并且盡可能客觀,避免教導別人。
而他的自我,依憑寫作,已經從“打工和自由的對立”中走出來,“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我越來越感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胡安焉在成都的書桌,圖據受訪者
作為謀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胡安焉便會全身心投入寫作。盡管他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之后還將推出另一部非虛構作品,但他的本愿始終是虛構。“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帶著一種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說道。
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種難得的清醒。他雖然熱愛寫作,但并不因此而貶低“打工”。
“一個人,他的價值或尊嚴,跟他的外部成就關系不大,而是要看他本質上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胡安焉說,“送快遞,只要認認真真誠誠懇懇地做,那你的價值不會低于一個寫作者。我從來不認為出版或發表,是比送快遞更了不起、更崇高、更有價值、更成功的一個事情。”
文/李瑞峰 編輯 蔣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