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han VanderKlippe：為什么Skycom之前明明一直是華為的子公司，而華為在描述與Skycom的關系時卻說Skycom已從華為剝離出去?

任正非：這個問題還是留在法庭判決。

9、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目前正在進行5G政策的討論。關于加拿大的5G審視，華為公司或者您個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員之間是否有過接觸?

任正非：沒有。因為擁有5G設備不只是華為一家，還有愛立信。加拿大政府是否采用5G是一件事，選擇用愛立信還是華為是第二件事，由加拿大政府決定。如果決定給我們做5G，我們就做好;決定不給我們做5G，我們在加拿大的投資也不會變化。我們還要繼續投資加拿大，不改變。

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政府運營著一個用來測試數字產品網絡安全的中心，與2010年開始在英國運營的網絡安全認證中心非常類似。加拿大這個中心之前也測試過華為的4G設備，這個中心有沒有開始測試華為的5G設備?

任正非：目前還沒有在加拿大設立網絡安全測試中心的打算，但加拿大和英國是盟國，可以到英國去測試。

10、Nathan VanderKlippe：9月，您提出可以向其他國家許可5G技術。上個月初，您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美國電信公司表示感興趣，請問這個事情有無最新進展?華為提出5G許可是認真的嗎?你們有沒有建立一個數據室讓其他公司看看具體的許可內容?華為有沒有對5G技術許可進行定價?

任正非：第一，目前還沒有美國公司向我們提出要獲得許可。第二，我們的許可是全方位的，沒有限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決策問題，美國公司需要花很長時間思考，這是可以理解的。

Nathan VanderKlippe：5G許可定價多少?大概成本是多少?

任正非：這是很難決策的事情，說明它的數字很大。如果數字小，美國公司早就決策了。

11、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之前有關和解協議的問題，您認為簽訂和解協議是不是讓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的方法之一?

任正非：不是，因為孟晚舟本身沒有犯罪，就應該被釋放。我們與美國的官司，首先要在法庭上搞清楚誰對誰錯，沒有搞清楚之前就隨便認罪塞一筆錢?作罰款，這是法律行賄。不能對美國政府行賄，要在法庭上說清楚到底有什么問題，拿出來公布在全世界的面前，才可以在咖啡廳喝咖啡，然后確定“你多喝兩杯、我多喝兩杯”的問題。但是證據沒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會隨便妥協的。

Nathan VanderKlippe：聽起來您似乎對和解協議并不是很感興趣?

任正非：首先要搞清楚誰對誰錯，我們才能去討論和解。

12、Nathan VanderKlippe：我想再問一個法律相關的問題。華為因為一項有關美國農村地區運營商的決定打算起訴FCC(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這個消息屬實嗎?華為目前有沒有打算在美國發起其他法律訴訟?既然華為在美國幾乎沒有什么業務，為什么還要發起訴訟?這似乎并不會給你們帶來太大的收益。

任正非：是的，我們將起訴美國FCC。因為這是美國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有權利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美國運營商買不買我們的設備，是美國運營商的權利。我們在捍衛美國憲法賦予我們可以服務美國人民的權利。

Nathan VanderKlippe：未來華為會針對美國提起更多訴訟嗎?據我所知，這已經是第六樁了。

任正非：可能會多一些吧，要看我們的律師資源是否忙得過來。

13、Nathan VanderKlippe：您第一次談到5G許可的時候，這對華為來說是一個十分新穎的方案。別人也問過您很多次，華為是否考慮調整公司的架構來獲得其他國家的信任。我想知道，您是否考慮過其他人提到的方案，如對業務進行拆分，或將一部分的運營轉移到其他國家。您是否考慮過任何其他重大的公司架構調整呢?

任正非：第一，我們的治理結構本來已經公開透明，并不需要外部人進來，也不需要外部資本進來。為全世界人民服務過程中，就體現了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公司，并不是一、兩個外部人就能代表我們的透明度。第二，對于業務是否拆分的問題，可能不用考慮，我們不會做這個事，不會讓資本進來。第三，我們會不會在歐洲建一些大工廠?肯定的。

14、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說會考慮和解，您會考慮接受認罪協議嗎?

任正非：不可能。

Nathan VanderKlippe：但這是快速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美國90%以上的案件都是通過認罪協議解決的。

任正非：原則問題，還是要搞清楚事實和證據以后再來討論和解。

Nathan VanderKlippe：對很多在美國的人來說，認罪協議可以避免坐牢。這也許可以讓您的女兒避免牢獄之災。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具吸引力的選擇嗎?

任正非：她本身沒有罪，怎么會坐牢呢?加拿大司法是公正的。美國搞這種手段，就是在威逼我們公司妥協。

Nathan VanderKlippe：考慮到貴公司的業務發展和您女兒的情況，您還是認為認罪協議不值得考慮嗎?

任正非：不值得考慮。

15、Nathan VanderKlippe：您談到了在歐洲建廠的計劃。為什么華為會選擇在歐洲建廠呢?東南亞、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更低。為什么會選擇歐洲?

任正非：我們不是考慮成本，而是考慮戰略性的需要。

Nathan VanderKlippe：有報道稱，Mate 30手機里已經不包含任何美國技術了。您能詳細講講嗎?我知道，今年華為員工工作非常努力，就是為了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從現在開始，您認為需要多久才能讓華為消費類設備完全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任正非：應該是明年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一開始認為這將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是這樣嗎?

任正非：今年加明年，不就是兩年嗎?

Nathan VanderKlippe：進展比您預想的更快?

任正非：沒有，過明年年底不就相當于三年了?

16、Nathan VanderKlippe：想請您澄清一下在歐洲建廠這個問題。您打算在歐洲的工廠里生產什么產品呢?什么時候會開始生產呢?

任正非：生產5G，規模很大，方案還在論證。

17、Nathan VanderKlippe：過去一年，對華為和您個人來說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年。您個人在華為對外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您能談談過去一年華為在公共關系和政府溝通的重心發生了哪些變化嗎?您知道華為現在在這方面的花費大概是多少嗎?這項工作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比以前更重要?

任正非：第一，公司處于危難時期，我個人義不容辭地需要挺身而出。第二，過去這么多年，公共關系做了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協調工作，爭取了這么多國家和運營商對我們的理解。現在對實在不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就放棄做公共關系了;對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就多投入一些力量。一邊省掉的錢用到另一邊，總預算沒有太多增加。

18、Nathan VanderKlippe：經歷了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很多人想知道華為將如何構建或重建在各國的信任。如果將信任問題稱為“信任赤字”，您覺得“信任赤字”是華為的問題，中國的問題，還是中國公司的問題?

任正非：在信任上，華為今年這一年不僅沒有赤字，而且收益非常大，因為美國政府這么強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幫我們宣傳。如果說過去有一些國家對華為將信將疑，美國一打擊，他們更信任了“原來你們這么厲害”。今年到我們公司訪問的客人數量增長了69%，來看到我們生產線生產的版本沒有美國器件了，他們就拿回去測試，發現非常好，他們建立了信心。同時，他們親眼來看，我們上、下班的班車很多，人潮涌動;我們有很多食堂，每個食堂吃飯時都充滿了人，員工還買肉吃;再看我們的生產線，24小時不停運轉，他們更加增強了信心。所以，信任沒有赤字，反而信任增長很厲害。

實體清單剛制裁時，我們預測財務數據會有下滑;但實際上現在快到年底了，我們今年的增長很厲害，沒有出現信任危機。

19、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今年的增長非常強勁。我想問的是：華為的業務增長是不是主要源于中國市場?是不是源于由國家所有的電信企業向華為提供的補貼?

任正非：網絡設備的主要增長在海外，優先保障海外供貨。終端設備，海外市場減弱了，中國市場增大了。

20、Nathan VanderKlippe：剛才華為員工指出在歐洲建廠這件事目前還在考量可行性階段。因此，我想問一下，華為把大量的生產轉移到歐洲等地，有哪些好處?能幫助華為解決什么問題?

任正非：我們的生產工廠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繞過了歐洲福利社會，繞過了工會。雖然成本會略略增加一些，但是增強了歐洲對我們的信任，增加對歐洲的稅收、就業指標，有利于我們在歐洲更加緊密地合作。

21、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正在大力發展“智能監控業務”。美國指控華為利用自己的設備開展間諜活動，為什么華為選擇大舉進入這樣的業務領域?貴公司業務領域的負責人段愛國說華為在這個領域成為第一。

任正非：人類社會將來會變成智慧社會，包括云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信息網絡，美國也在爭奪這個進入云社會的機會。今天的通信網絡，明天就會變成一個云化的網絡，云社會的開放性是我們前所未有碰到過的。智慧城市是一個起步。

22、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首席隱私官John Suffolk先生在英國被問到華為與新疆公安局等政府機構進行合作的問題，尤其是針對出售對象，華為是否也應承擔道德責任的問題?他回答說華為覺得負有法律責任。華為開發的很多技術可能被政府利用，嚴重影響人們的自由。您覺得華為在道德上是否有責任來評估你們的銷售對象?

任正非：我看到了《環球郵報》最近發表的關于新疆問題的文章，歡迎你們進行深入研究。你們覺得，美國解決中東問題的方式對人民好，還是中國解決新疆問題的方式對人民好?新疆這些年已經穩定下來，沒有大的社會案件和事件，經濟正在發展。如果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合理化，會逐漸化解很多矛盾。美國也應幫助中東穩定下來，幫助中東發展經濟，幫助中東人民擺脫貧困，這樣美國就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Nathan VanderKlippe：您言下之意是說美國在這方面并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任正非：美國有啊，把它做好了就有了。美國幾十年前的先輩建立了一個正確的國際體系，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有貢獻的，全世界給美國的回報是承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但是美國正在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如果恢復過去的正常秩序，它不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嗎?

23、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經常講到對于美國的崇拜。您的員工告訴我您最喜歡的咖啡是美式咖啡，您看過《星級迷航》電影，您還去過美國。您之前還表示美國在珠穆朗瑪峰的峰頂，而中國在山腳下。您覺得在您有生之年會不會親眼見證美國失去在技術，或許還有經濟上的主導地位?

任正非：我相信美國是非常優秀的。金里奇是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他說過華為是不錯的。除了5G，美國都是領先的。

我認為，即使對5G這個產業，美國也是有很大貢獻的。在4G初步發育階段，美國提出WiMAX，WiMAX是電腦工程師提出來的，電腦工程師普遍年輕，敢想敢干，提出了非常多的新想法，但是他們年輕，對電信產業不夠專業。電信產業要在全世界覆蓋，全程全網，太復雜了，ITU建立的全球電信標準比這個屋子大很多倍。熟悉這個標準需要時間，電信行業的科學家年齡偏大、偏保守。WiMAX使用了很多核心技術，比如MIMO容量極大提升的技術，給LTE產業極大刺激，電信科學家迅速把WiMAX提出的新想法融合在LTE體系里，加上全球有幾十萬的電信專家、工程師，雄厚的技術積累，迅速就實現了。

所以，5G是更寬的帶寬、更多天線、跨代技術……很多都是從WiMAX里吸取的。華為和美國公司在這個問題上的競爭，并不是華為有獨自不得了的優點，我們也是兼容了世界各國的思想，實現了3GPP的理想。所以，我們的這些發明和技術也是跟世界共享的，在很多方面與愛立信、諾基亞都簽訂了專利交叉許可，也與蘋果、高通簽訂了一些專利許可，華為并沒有壟斷技術。美國仍然是偉大的國家，羅斯在印度講話“只要有兩、三年時間，美國就能領先華為”，我相信這句話。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再等兩、三年。

24、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我剛才提到的關于華為肩負的道德責任的問題，也就是您認為華為應該承擔起哪些道德責任。感謝您閱讀《環球郵報》的報道。但我想問的不只是關于新疆，還有華為員工被指控幫助非洲國家政府，對反對黨的政客實施監控，開展黑客攻擊和干擾活動。您是否接受員工的這類行為，還是說您認為華為有一定義務確保自己不會去做這些事?

任正非：非洲這個事情是造謠，我們已給《華爾街日報》發了律師函。另外，立陶宛法院也判決了《立陶宛早報》對非盟事件的報道是造謠。我們賣“汽車”給各個國家，“汽車”裝什么貨是“司機”說了算。所以，國家應該怎么走是國家主權問題，國家怎么管理好這些設備是他們國家的主權。

Nathan VanderKlippe：但華為公司開發的一些技術，比如人工智能，有能力改變人類社會、改變全球經濟的運作方式。你們做的并不是功能簡單的、在路上跑的卡車。你們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智能監控和智慧城市等技術實際上有能力改變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你們難道沒有責任深刻地思考這些技術應該如何開發和銷售嗎?

任正非：AI不是武器。我們尊重每個國家的數字主權。我們必須在每個國家遵守所在國法律，遵守國際法，在此基礎上，我們利用新技術造福人類。如果有些國家不接受，我們就不進入這個國家，我們不會在發展新技術的時候制造一個對新技術不利的環境。

Nathan VanderKlippe：我們剛才討論的不僅是人工智能。您的個人背景很有趣。公司剛成立的時候，中國存在很多計劃經濟的要素，您一直批判計劃經濟的運作模式以及計劃經濟并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顯然，您在離開計劃經濟、進入私有制經濟后，取得了成功。您覺得目前或者未來，人工智能是否擁有足夠強的能力，讓管制經濟的一些要素重新出現?您認為人工智能能產生這種影響嗎?

任正非：首先，整個社會大環境應該是市場競爭，只有競爭才會對用戶有利，才能逼企業進步。其次，企業內部的計劃性有利于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減少消耗、減少浪費，有利于競爭。所以你說的計劃，我認為僅僅是指企業內部。

25、Nathan VanderKlippe：再問一個和孟女士有關的問題。您覺得她這一年是怎么過的?您是覺得她經受了苦難，還是說她過得還可以?您有沒有告訴她，她預計還會在加拿大待多久?

任正非：我們作為父母，都會想念自己的兒女。她也會想念自己的孩子，生活也會有很大影響，她的媽媽和她的丈夫輪流到加拿大陪她生活，她的兒女一放假就飛過去陪媽媽。她平時也努力學習、畫畫，來調整自己的情緒，所有案件細節都是交給她的律師來處理。

我們相信加拿大法律的公正、公平和透明，“透明”是指所有細節都必須公布出來。我們等待法庭的判決。

26、Nathan VanderKlippe：今天早晨她寫了一封信發表在微信朋友圈。您可能也讀了她的這封信。在這封信中，她提到了自己這一年的心路歷程，并且表示已做好更充分的準備去迎接未來的不確定性。您之前說不會考慮讓孟晚舟做接班人，但是考慮到她過去一年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您會不會重新評估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公司的未來發展?

任正非：這封信我沒看，早上我只看了標題。我認為這樣不合適，因為全國人民都忙著要干活，要創造財富，爭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來跟她一起感受。正常的歷史長河中，磨難都會出英雄。孟晚舟經歷的磨難也會對她的意志產生很大提升，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財富。

擔負華為這樣一個技術公司的領導人，一定要有很強的戰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遠的時間，判斷社會或者公司發展的方向。所以，沒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難能領導這個公司。華為這樣一個科技公司，領導人需要有深刻的技術背景。孟晚舟回來還是繼續做CFO，當然這個CFO意志更堅強了。

華為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可能還會有大挫折，甚至將來面臨著崩潰的風險。她經過這個磨難，有利于協助我們扛過未來的災難。世界上沒有永遠成功的公司，有一本書《下一個倒下的一定是華為》，說華為不可能永遠順利地成長。我認為災難是財富，華為公司在今年打擊中還是有很大的進步，未來的風險可能減少一點了。

27、任正非：我給你推薦三位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蒙特利爾理工大學的約書亞·本吉奧、多倫多大學的杰弗里·辛頓、阿爾伯塔大學的理查德·薩頓。加拿大應該把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略，特魯多總理應該請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喝咖啡，聽他們講講加拿大應該如何定位，把人工智能作為發展戰略。多倫多大學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很近;溫哥華與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非常近，要思考如何把人才吸引到“人工智能之父”麾下，建立一個龐大的產業群體?他們曾在二十年前就領先了世界，不能“墻內開花墻外紅”。

Nathan VanderKlippe：上次采訪時，您也向我提到了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而且也提到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您提這些是因為您對加拿大這個國家感興趣，還是出于華為公司的利益考慮?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個人恩怨和國家發展分開來看。我個人和加拿大有些恩怨，但人類社會是很偉大的，我們要超越個人恩怨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我與這些“人工智能之父”喝過咖啡，我覺得他們非常偉大，建議特魯多總理每三個月能與他們喝一杯咖啡。對于一個人口比較稀少、資源比較豐富、地域比較廣大的國家來說，人工智能是迫切需要的，反而在中國沒有這么迫切，中國人口多，經常有人問我“如果大量的人失業，沒事干怎么辦”這些負面問題;你們正好人少，發展人工智能有極大的積極性。

我們會把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的郵箱發給你，這對加拿大振興有好處。這完全和個人恩怨無關，也與華為無關。因為我不希望這些天才之光被埋沒了。

Nathan VanderKlippe：您跟他們見面時，沒有向他們發出來華為工作的邀請嗎?

任正非：他們在世界這么高的地位，我們這么低的平臺，如果來華為工作，怎么發揮他們的作用?我們愿意給他們的科研提供經費支持，使用美國《拜杜法案》，不占有他們的任何成果，只是完全義務提供經費。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我們是可以給他們大筆撥款的。

美國把5G當成原子彈了，5G的來源是什么?十年前土耳其一位Arikan教授發表的一篇數學論文，引發了今天的5G。所以，我誠懇建議特魯多總理請他們三個人喝杯咖啡，對加拿大的戰略格局會有一個沖擊。

Nathan VanderKlippe：真有趣。您認為這個問題與經費有關嗎?特魯多總理跟他們喝咖啡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談談給他們提供更多國家經費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說的是為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提供更多支持，是不是主要指國家經費支持?還是說其他方面的支持?

任正非：不是需要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加拿大把人工智能定位成國家戰略產業以后，這支隊伍會龐大，然后會做出不同的應用來，比如在凍土地區采用無人開礦、無人農場……，它可以發展加拿大經濟。如果他們要錢，我們可以給，不需要加拿大政府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