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公眾號“半月談”發文提到，今年以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通報的少數官員違紀案件涉及“逃逸式辭職(離職)”。辦案人員分析指出，他們有的并非真想辭職，而是變“提前退休”為“提前筑巢”，以延續“權力余溫”;有的采取“期權交易”，在位不收離職收，在崗不收轉崗收;還有的是“帶病離崗”，擔心東窗事發，寄希望“一辭了之”。
從相關案例分析，部分官員主動提前結束仕途(辭職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的還提出放棄退休待遇。這一系列反常行為的背后，往往隱藏著嚴重的腐敗問題。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官員提前離職的原因多種多樣，比如有的是自身能力問題，有的是性格原因，有的是身體疾病原因，有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等。“提前離職或退休是為了后面謀劃腐敗做鋪墊者只是其中一類，不能以偏概全。但這種隱形變異腐敗行為的危害性值得重視。”他說。
浙江省杭州市紀委監委第八審查調查室副主任李火春表示，部分領導干部改變“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傳統模式，企圖通過延期兌付的手段逃避監管和法律制裁，“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無論離職與否，只要實施了貪腐行為，就必然會受到追究”。
屢現“逃逸式辭職”
《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搜索發現，2022年以來，在被查官員的通報中屢屢提及“逃逸式辭職”。
所謂“逃逸式辭職”是指一些黨員干部以為離任后可以萬事大吉、既往不咎，抱著“猛撈一把就辭職”“見好就收”的僥幸心理，妄圖通過提前退休(辭職)的方式，逃避黨紀國法的查處。
川觀新聞曾援引一位從事多年紀檢監察工作的干部的話稱，“逃逸式辭職”一般分為兩種情節：一種是在職期間有違紀違法行為，妄圖通過提前辭職退休的方式，逃避黨紀國法的懲處;另一種是指離職或退(離)休后，到原業務管轄范圍內企業任職、兼職，利用政商“旋轉門”撈好處。
從相關通報表述看，一些官員在退休前辭職，有逃避懲處的目的，他們希望可以通過提前退休實現“平安著陸”。
2022年1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原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沈曙寰被查。
沈曙寰生于1979年4月，浙江海寧人。通報稱，沈曙寰妄圖通過辭職逃避組織調查，將國家支持外經貿的政策性工具異化為滿足個人貪欲的“私器”，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嚴重影響了中國信保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形象。十八大之后不收斂、不收手，十九大之后不知敬畏不知止，在察覺可能案發后，企圖“一辭了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辭職”，性質惡劣。
企圖通過辭職，來逃避被查厄運的案例并不鮮見。
2022年6月，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原巡視工作辦公室主任賈楞被查。通報顯示，賈楞在行吃行、靠企吃企，臨近退休“逃逸式辭職”，妄圖逃避紀法懲處，繼續恣意斂財;工作中不正確履行職責，對信貸資金最終造成重大損失和不良影響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2022年2月，江西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信貸管理部原總經理江傳寶被查。2019年，時年58歲的江傳寶主動辭職。江西省紀委監委通報稱，江傳寶違規發放貸款，安排多人為其代持巨額股金，費盡心機逃避組織調查，臨近退休“逃逸式”離職;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組織信“大師”;沉迷推杯換盞，與老板商人結成“吃喝圈”“玩樂圈”。
還有的案例顯示，有的官員提前退休，目的是到相關聯企業領高薪。
2022年7月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中國光大銀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張華宇案，并將此案定性為 “提前筑巢”“逃逸式辭職”腐敗的典型案例。
張華宇生于1958年10月。從2001年2月，就在中國光大銀行任職，2018年9月，在60歲到來前夕，他卻主動辭職。
通報稱，張華宇利用職權違規安排兒子、女婿、弟弟等親屬及關系人子女數十人到光大系統工作，為多人在職務晉升、工作調動等方面謀取利益，損害光大系統政治生態。退休前夕辭職，辭職后在與原任職務有業務關聯的企業領高薪。
2022年5月，中國建設銀行機構業務部原總經理黃曦被查。黃曦在建行工作整整32年。2018年7月，時年不足54歲的黃曦辭職。一個月后，她便加入地產公司泰禾集團，擔任執行副總裁，分管資金部。2022年5月，黃曦被查，同年11月，被開除黨籍。通報稱，黃曦離職后“權力變現”在信貸客戶企業領取高額“安家費”和薪酬，是銀企“旋轉門”式腐敗的典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并涉嫌受賄犯罪。
《半月談》援引中部地區一位縣級干部的信息源報道稱，一些在金融、銀行系統任職的官員有的甚至不到40歲即離職，通過辦理貸款擔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職時的人脈關系、影響力等撈取好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已經退休的公職人員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違法行為的，不再給予政務處分，但是可以對其立案調查;已經離職或者死亡的公職人員在履職期間有違法行為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可見，卸任不代表“安全著陸”。
2022年以來，中央層面已多次表達對“逃逸式辭職”的懲治決心。
2022年3月2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三審查調查室的文章稱，審查調查是紀檢監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下一步，將加大對“影子股東”“影子公司”“搞政商旋轉門”“提前筑巢”“逃逸式辭職”等隱形變異腐敗問題的打擊力度。
2022年10月17日，黨的二十大新聞中心舉行第二場記者招待會。在談到關于加強領導干部管理監督措施及成效問題時，中組部副部長徐啟方介紹，黨的十九大以來，結合中央巡視，對31個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200余家中央單位全覆蓋開展選人用人專項檢查;開展“三超兩亂”、“裸官”問題、因私出國(境)證照、中管金融單位政商“旋轉門”“逃逸式辭職”和違規安排近親屬在本系統從業等專項整治。
為何主動放棄退休待遇？
有的官員提前離職后經商，也有為自己洗白贓款的意圖。重慶市九龍坡區旅游局原局長姜廷憲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報道姜廷憲的案例。2016年9月，時年只有51歲的重慶市九龍坡區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姜廷憲申請提前退休。
他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與此前他與一位老板的邀約有關。當年夏天，重慶某鋁業公司總經理朱某請姜廷憲喝茶。當時，朱某正在籌劃一個再生鋁項目，想請姜廷憲出馬做前期籌備工作，并許諾給他50萬元年薪和6%的股份。
“當時我想，他給我的條件不錯，把項目做起來，把自己以前收受的贓款投進去，也許自己晚年還會發一筆大財。”姜廷憲說。
離職后，姜廷憲還成為重慶萬花谷生態旅游發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天眼查顯示，重慶萬花谷生態旅游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是一家以從事公共設施管理業為主的企業。企業注冊資本2260萬元，超過了91%的重慶市同行。
姜廷憲自己做老板后，不僅把在職時收受的賄賂及離職后兌現的“好處費”用于經營，還企圖借經營行為洗白贓款。其中，部分賄賂款還是姜廷憲任職期間與商人老板約定的“好處費”，待姜廷憲退休后予以兌現，所以該案也是一起典型的“期權式腐敗”案件。
“期權式腐敗”是指領導干部在位時利用手中權力為他人謀利，雙方商議待公職人員離職或退休后以某種形式兌現“回報”，類似于商業上的“期權交易”。
2022年4月，姜廷憲因涉嫌受賄、濫用職權犯罪，被移送九龍坡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還有的案例中，一些官員申請提前退休后，甚至主動提出放棄退休待遇。杭州臺《廉政經緯》欄目披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視員邱平案就是典型案例。
2012年，時年54歲的邱平申請提前退休。2018年，他主動向組織要求放棄退休待遇。2003年1月，邱平還被提拔擔任杭州市公安局網監支隊支隊長。邱平在出鏡時稱，他只想著怎么把網監支隊做大，做大了才有權，“我就跟軍閥的思想一樣，覺得要有地盤才有權”。
2004年9月，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支隊正式更名為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分局，邱平擔任該分局局長。邱平與多家企業的負責人交往密切，其中就包括杭州某信息技術公司負責人邱某某，兩人還以兄妹相稱。
“我這人江湖義氣就很重，朋友、兄弟要我幫忙，我都要幫。邱某某的企業是我們網安分局重點監管的企業，服務器上的內容我們是要重點監管的。一旦發現她的服務器存在有害信息，我就打電話通知她，讓她刪除，這樣她就不會受到查處。”邱平稱。
為了表示感謝，邱某某多次提出要送給邱平好處費，邱平都回答“等退休后再說”。2005年，邱某某讓邱平去她公司“工作”，并開出了100萬年薪。2012年，邱平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第二個月就到邱某某公司擔任“法務顧問”。
邱平稱：“我也不用去干活，也沒有辦公室。每個月她發給我錢，我也就理所當然地收了。”
2017年11月至2021年5月，邱平還以“領取工資和年終獎”的形式，收受某網絡公司老板孫某某送予的好處，共計74萬余元。
調查發現，退休以來，邱平先后接受杭州某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浙報某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請，出任安全法務顧問，收受“顧問費”320余萬元。
2021年5月，在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期間，邱平被查。2022年5月,邱平因受賄罪，獲刑五年，并處罰金40萬元，贓款沒收上繳國庫。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層面，針對離職或退休公職人員的相關問題，出臺過相關文件。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干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在嚴明紀律規矩方面，明確提出離退休干部黨員特別是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干部黨員要嚴守有關紀律規矩，不得利用原職權或職務影響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利益。
北京市紀委監委出臺《關于開展離職公職人員違法亂紀問題專項整治的工作方案》，提出全面開展離職公職人員違法亂紀問題專項整治。
杭州市出臺了《關于規范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從業行為進一步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規定嚴禁領導干部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后在規定期限內利用原任職務影響謀取私利，建立健全領導干部辭去公職(退休)后從業行為限制清單和報告承諾制，加強對各單位落實此規定的指導和監督檢查。
如何解決“離職腐敗”？
多位受訪者認為，防范問題官員出現“離職腐敗”問題，還有一系列工作要做。
江蘇南京市一位紀檢干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針對部分公職人員的離職腐敗問題，確實監管起來存在一定的難度，特別是一些人離職或退休后，進入家族式企業包括同學、戰友、老鄉等開辦的企業，監管的難度更大。針對這類問題，相關部門要建立起領導干部全周期管理檔案，特別是對其離職或退休后的“管理”，跟蹤監督評估。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楊少華建議，黨員領導干部離職后，其原有職權還會在一定范圍、一定時期內產生影響或發揮作用，應細化相關規定，對離職后的就業范圍、就業時間等劃出“硬杠杠”，守住官員辭職、離職后“從業紅線”，不能進入的行業、企業堅決不能進入。
二十大報告中提到：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治理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問題。
毛昭暉表示，有的官員提前離職或退休后，成為權勢團隊代理人的現象值得警惕。這是一種更有預謀的新型腐敗，帶有明顯的組織化腐敗特點，他們里應外合，性質更為惡劣，查處難度也更大。
早在2013年，中組部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其中規定：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任職);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兼職(任職)，也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意見》明確，有領導干部退休后三年內，想去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外的企業任職，必須由干部本人事先向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由該企業出具任職理由說明材料，所在單位黨委(黨組)按規定審核并按干部管理權限征得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同意后，方可任職。
《意見》還明確，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后到企業兼職(任職)的，應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由擬兼職(任職)企業出具兼職(任職)理由說明材料，所在單位黨委(黨組)按規定審批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向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備案。
毛昭暉認為，《意見》對領導干部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多種情形做了相關規定，但在現實中，很多地方沒有嚴格執行該規定。這類人員離任后，去跟原單位打交道時，現在也沒有規定他們需要向原單位提前報備。
毛昭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要治理好“離職腐敗”問題，需要從多方面著手。
首先，要管住出口。對這類人員要做好審計工作。現在相關規定明確，正在接受審查調查人員不能辭職，但是對一些涉及問題舉報線索人員，能否辭職也要做明確規定。在組織人事等部門對這類人員做好審計工作的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也要再監督、再審查。如果在審查過程中，發現他們跟某些單位關系密切，就要立即進行和查實。
其次，紀檢監察、組織人事等部門應對這類人員建立大數據監控體系。對他們在職時的工作職務、獎懲記錄等進行全面登記，這種大數據篩查分析系統建立起后，便于對他們的后續行為進行監管，及時發現問題。
再次，要做好延伸監督。這類人員離任后，檢監察機關要做好后續工作，要對他們進行階段性回訪排查，發現問題要早提醒、早處置。
《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后有違反前款規定行為的，由其原所在機關的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縣級以上市場監管部門沒收該人員從業期間的違法所得，責令接收單位將該人員予以清退，并根據情節輕重，對接收單位處以被處罰人員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毛昭暉認為，《公務員法》上述規定懲戒力度偏輕，僅要求這類人員要對相關行為進行更正或沒收他們的違法所得，不足五倍的罰款力度也難以起到震懾作用。而且與《意見》的規定沒有協調起來，也未對公務員在離職兩年或三年后，從事相關的營利性活動的行為如何監督予以明確。所以，有必要對現行《公務員法》進行修訂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