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韓炳哲（Byung-Chul Han）
(相關資料圖)
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后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文學和天主教神學。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爾大學，2010年任教于卡爾斯魯厄建筑與藝術大學，2012年任教于德國柏林藝術大學。
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譽其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
清新的文風，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識，切確而犀利的論述，讓韓炳哲對于數字時代人類精神狀況的批判，顯得尤為重要且富于啟發。
【編輯推薦】
（1）韓炳哲被譽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他回歸哲學的人文傳統和批判傳統，在學院化的哲學研究之外，獨辟哲學寫作新境界，在數字媒體時代照察社會情狀和人類心靈，被稱為“互聯網時代的精神分析師”“大數據時代的哲學批判指南”。
（2）兼具韓國人的浪漫氣質和德國哲學傳統的理性精神。韓炳哲對當代社會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內在的精神訴求卻是寧靜沉思的、美學意義的生命存在，具有“東方哲人的細膩與韻味”。
（3）哲學小品式的文字風格，長于思辨，而又勝在言傳。韓炳哲的作品簡潔、明快，“充滿靈性，鋒芒畢現”。中譯者的認真細致和精敏才思也為中文版增色頗多。
（4）在世界范圍內已然成為現象。韓炳哲作品被譯成20余種文字，包括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在內的諸多學者對韓炳哲做出了回應和稱贊，巴迪歐親自為其代表作《愛欲之死》作序。
文化間性和多元文化性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西方現象。從歷史角度看，它們的形成與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有關。從哲學角度看，文化的本質化是它們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化間性的觀念使得文化獲得了一種本質。同時，文化的民族化或種族化也為文化本身注入了一種靈魂。間性（Inter）會把經過本質化的文化引入一種對話關系中。根據這種文化理解，文化交流不是使文化一成不變的過程，而是一種值得推廣的特殊行為。
文化間性根據主體間性或人際間性的模式運作。在這一模式下，人類以主體或個體的形象呈現。多元文化性對文化的理解也沒有根本不同，人們會用“融合”或“寬容”來克服繼而產生的文化差異。如此，多元文化性為相互滲透或相互映照開辟了狹小的空間。霍米·巴巴的間隙通道概念視文化同一性為差異影響的結果，這一概念雖然向文化的去實體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邁出了第一步，卻沒有走向超文化的窗口化。
東亞還沒有發展出實體存在論的（substanzontologisch）文化概念。此外，人也不是一個定義明確的實體或個體統一體（Einheit），也就是說人不是“人”，沒有“靈魂”。中文里的“人”字，指向的也不是實體的人，而是表現“之間”的字符，是一種關系。在個體或主體間后發性地建立關系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ktivit?t）或人際間性（Inter-personalit?t）這種西方范疇，對東亞思維來說是陌生的。在所有間性面前，人都是居間的。相應地，“對—話”（Dia-log）也是一個西方概念，東亞文化并不了解“辯—證”（Dia-legein）的善言性。這種對文化的不同理解，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東亞地區甚至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或翻譯來描述文化間性。因此，人們使用各種不同的釋義，聽起來往往非常造作。
無論歐洲文化還是歐洲的文化概念，都表現出很強的內在性。相反，東亞文化缺少內在性，因此可以被滲透，被打開。也正因此，它發展出一種對據為己有、變化，即對新事物更強烈的趨近。東亞文化不是內在回憶（Er-Innerung）或記憶的文化。由于具備更強的開放性，它無須刻意尋求在固定實體間充當中介的那種間性。就其內部狀態而言，東亞文化向超文化趨近的態勢更強，因為超文化同樣是不具有內在性的文化。
東亞思維不以實體而以關系為導向。因此，世界更像是一張網，而不是存在。東亞思維是網狀的，這可能是在東亞比在講求本質的歐洲能更快發生交聯的原因，這種交聯顯然符合亞洲人對世界和自我的理解。東亞與“技術”交聯有著非常“天然”的關系。
“多地生活”并不符合東亞對全球化的認知。事實上，在東亞也只有極少數人會與多地結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全球化尚未觸及東亞，只是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它。多元文化性也沒有正確反映東亞的文化全球化，對西方多元文化性具有構成性意義的殖民主義和移民并不是東亞特征。盡管缺乏多元文化性，但東亞的超文化特征卻越來越凸顯。超文化性并不一定以多元文化性為前提。
與文化間性的對話相比，跨文化性強調的是“跨越邊界”：“在跨文化交流中，從一個文化單元到另一個文化單元的跨界過程是研究的重點。”沃爾夫岡·威爾什（Wolfgang Welsch）的跨文化思想也強調了文化的跨界動態：“超文化性……想表明……今天的文化結構……理所當然地穿過古典文化邊界，并將其超越。”與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不會強調跨越邊界，它是不同文化形式的無間隔并置。人們不會在超文化空間，即文化的超市場中漫游。不同的文化形式、表象、聲音和氣味，已經脫離了它們原來的位置，將自己呈現于一個無限的超空間中。超文化的同時性完全沒有漫游所固有的廣袤性。人們不是在“漫游”，而是在可觸及的現在時中“瀏覽”。這里所強調的漫游并不是超文化的行進方式。在現在時中可以觸及一切的地方，出發和到達也就不再被強調。超文化旅行者總是已經到達目的地的旅行者，他既不是“漫游者”，也不是“越境者”。通道和過境不在超文化的空間里。超文化創造了一個單數的此處。當異質的內容無間隔地彼此相鄰時，跨越就變得多余了。今天文化狀態的特點不是跨，也不是多或間，而是“超”。發生交互或跨越的文化被去邊界化、去居處化、去遙遠化而成為超文化。
超文化的窗口化不是對話，它缺乏對話的內在性。從某種角度看，超文化是渙散的。超文化旅行者不是詮釋學家。超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多元文化，是因為它對出身、血緣、種族或居處缺少記憶。超文化從不同的表象、符號、標記、圖像和聲音的密集并置中獲取全部動能，是一種文化的超文本。跨文化性恰恰不具備這個維度的“超”。定義當今文化的，不是跨越的廣袤，而是時空并置下的切近；全球化的本質特征，不是多元或跨越，而是集聚、聯網和凝縮（Verdichtung）的“超”。
威爾什說，文化不是今天才具有跨文化性的，它一直都有。與這種對每個時期、每種文化都曾明顯產生影響的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則是今天的文化特點。它以特定的歷史過程、社會文化過程、技術或媒介過程為前提，并與前所未有的特殊時空體驗和同一性構建、感知形式相關。因此，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都不是超文化。超文化性是今天的現象。
本文整理摘編自《超文化：文化與全球化》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11
《超文化：文化與全球化》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內容簡介】
因新技術而加速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去遠”文化空間，由此產生的“切近”創造了豐富的文化生活實踐和表達形式。全球化進程起到了積累和集聚的作用，異質的文化內容簇擁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間相互疊加，相互滲透。時間同樣失去邊界。簇擁起來的林林總總，不僅讓不同地域，也讓不同時段失去了遙遠性。更準確地反映當今文化之空間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間、多，而是超。文化發生了內爆，也就是說，文化被去除了遙遠性，成為超文化。
超文化性產生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處，實際上，他居住在此處與彼處成對稱關系的空間里，他就在這兒，“內在空間就是他的家”。在景觀的超空間里沖浪或瀏覽，與朝圣者以及浪漫主義的旅行者的行進方式都截然不同。超文化旅行者從一個此處去往另一個此處，超文化因而是一種關于此在的文化。
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觀光敞開大門的事件的超空間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對文化（Kultur）的體驗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山寨（Shanzhai）是現代中文的新詞，意指假貨。諸如山寨主義、山寨文化或山寨精神等表達方式，遍及中國各行各業。人們可以看到山寨圖書、山寨諾貝爾獎、山寨電影和山寨明星，諸如此類。最初，這個詞僅限于手機行業。山寨手機是指對諾基亞或三星等品牌產品的仿冒品，它們被冠以Nokir、Samsing或Anycat等商標銷售。實際上，它們并不只是粗制濫造的假貨。就設計和功能而言，它們幾乎不遜色于原版。技術或審美方面的修改賦予它們自己的身份（Identit?t）。它們是多功能的、時尚的。山寨產品最重要的特點是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它們可以很快地適應特殊的需求和情境，這樣的產品對于大公司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大公司里的生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山寨充分地利用了情境帶來的潛力（Situationspotential）。僅僅憑借這個理由，它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中國現象。
山寨產品的創造性往往優于原作。例如，一種山寨手機增設了一項檢測假幣的功能，這就使其具有了原創產品的地位。在這里，出其不意的變化和組合帶來了創新。山寨詮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創造力。山寨產品漸漸偏離原作，直至其自身最終突變為原作。已經擁有穩固市場地位的商標不斷被修改。阿迪達斯（Adidas）變成了阿迪多斯（Adidos）、阿達達斯（Adadas）、阿達迪斯（Adadis）、阿迪斯（Adis）、達斯達（Dasida），凡此種種。換句話說，人們在用商標玩著一個徹頭徹尾的達達主義游戲，這不僅使創造力得以發揮，同時也對經濟權力和壟斷地位產生了或是戲謔模仿、或是顛覆的效果。顛覆與創造在這里合二為一。
山寨一詞，原指山林營寨。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宋代起義軍（包括農民、官吏、商賈、漁夫、僧侶）在山林中安營扎寨，反抗腐敗的朝廷統治。單是小說里的這一文學語境，就賦予山寨一層顛覆性的含義。因此，網絡上那些模仿官方媒體的山寨表演被解讀為針對輿論霸權和權力壟斷的顛覆性行為。這一現象表明，人們希望山寨運動能夠在政治層面上解構國家權威，釋放民主能量。但是，如果將山寨片面地歸結為其無政府主義的顛覆性一面，人們就會忽視它作為游戲的創新潛力。至于小說《水滸傳》，使其自身接近于山寨的，并不是其反抗的情節，而是其創作和產生的方式。首先，這部小說的作者身份非常不明確。據猜測，構成小說核心的故事是由多位作者撰寫的。其次，這部小說有著多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包括70回，而其他的版本則包括100回，甚至120回。在中國，文化產品往往不與作者個人綁定，它們通常來源于集體，而并非某一個才華橫溢、富有創造力的個人的表達。它們無法清楚地歸屬于某一個藝術家主體，并將這個藝術家主體認定為它們的所有者，甚至是創造者。其他的中文經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或《三國演義》，也是一再被改寫。這些經典都有來自不同作者的不同版本，有些結局完美，有些則不然。
中國當代文壇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如果一部小說取得了成功，它的仿制品就會立刻涌現。這些贗品并不總是無效地偽裝或竭力接近原作的劣質模仿品。除了明目張膽的商標篡改之外，也有一些贗品通過將原作嵌入新的背景，或賦予驚人的轉折來改變原作。這類贗品的創造力基于其主動的轉化和改變。例如，《哈利·波特》的成功就推動了這一態勢的發展。現在有許多《哈利·波特》的仿寫本，以一種變形的方式續寫原作。《哈利·波特與瓷娃娃》就對故事進行了中國化處理。書中，哈利·波特與他的中國朋友龍龍和星星一起，在雄偉的泰山上打敗了他的東方克星厴道魔，即中國版的伏地魔。哈利·波特在這個故事里能說流利的中國話，但是用筷子吃飯有點費勁。
山寨產品并非意在欺騙。它們的引人之處恰恰在于，它們特別提示了自己并非原作，而只是在與原作游戲。藏于山寨中的贗品以游戲的形式產生了解構的能量。山寨商標的設計也是幽默風趣的。在山寨手機iPncne上，它的商標看起來就像磨損了的iPhone。山寨產品往往有其自身的魅力。其創新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決定這種創新性的并非破除舊有、創造新生時表現出的非連續性和突兀性，而是對修改、變形、組合和轉換的游戲興致。
過程和變化也主宰著中國的藝術史。那些不斷改變著大師作品集，并使其不斷適應新環境的再造或續作，本身就是大師級的山寨作品。在中國，不斷的轉化即是一種創造和創新的方法。[28]山寨運動將創新解構為“從虛無中創造”（拉丁語：creatio ex nihilo，或譯“無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創造”。它把同一性與變化的差異，即把同一性與主動的、積極的差異化對立起來，把存在與過程對立起來，把本質與道路對立起來。以這種方式，山寨體現著真正的中國精神。
自然雖不具備創造性的天賦，但實際上它比最聰明的人類更具創造力。高科技產品往往是自然造物的山寨。自然的創造力源于不斷變化、組合和變異的過程。進化遵循的也是不斷轉化和不斷適應的模式。如果西方世界認為山寨不過是欺詐、剽竊和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那么它將永遠無法企及山寨中所固有的創造力。
本文整理摘編自《山寨：中國式解構》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1
《山寨：中國式解構》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內容簡介】
中國思想從一開始就是解構的，因為它與存在和本質從根本上決裂開來。“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質的對立面。道是順應變化的，而本質卻是抗拒變化的。在無始也無終的過程中，或者說在道路上，“去—創造”和“非—實體”中的消極性使得存在變“空”。
對于中國思想來說，至關重要的不是有著絕對開始的創造，而是既無始也無終、既無生也無死的連續不斷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東亞思想中既沒有出現海德格爾那種對死亡的強調，也沒有出現阿倫特那種對出生的強調。
過程和變化也主宰著中國的藝術史。那些不斷改變著大師作品集，并使其不斷適應新環境的再造或續作，本身就是大師級的作品。在中國，不斷的轉化即是一種創造和創新的方法。山寨運動將創新解構為“從虛無中創造”（“無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創造”。它把同一性與變化的差異，即把同一性與主動的、積極的差異化對立起來，把存在與過程對立起來，把本質與道路對立起來。以這種方式，山寨體現著真正的中國精神。
如今，隨處可見一種痛苦恐懼癥，一種普遍的對痛苦的恐懼。人們對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懼癥導致一種長效麻醉。人們對所有痛苦狀況避之不及，甚至連愛情的痛苦也漸漸變得可疑起來。這種痛苦恐懼癥也蔓延至社會性事物。沖突和分歧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因為它們很可能導致令人痛苦的爭論。痛苦恐懼癥也席卷政治領域。一致之強制和共識之壓力與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個妥協1區域，失去一切生機與活力。別無選擇成為一劑政治止痛藥。彌漫的中庸之氣治標而不治本。人們不再爭辯，不再奮力尋求更好的理據，而屈服于制度強制。一種后民主蔓延開來，這是一種妥協的民主。
妥協社會與功績社會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虛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蓋或優化的東西，無法與功績和諧共存。苦難的被動性在“能”（K?nnen）所支配的主動社會中沒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剝奪了所有表達的機會，它被判緘默。妥協社會不允許人們化痛苦為激情，訴痛苦于語言。
妥協社會也是一個點贊的社會。它沉溺于討喜的妄想中。一切都被磨光、理平，直至稱心如意。贊是表征，是針對當下的止痛藥。它不僅掌控社交媒體，也席卷所有文化領域。任何事物都不該帶來痛苦。不僅藝術，就連生活本身也要夠得上在Instagram曬一曬的標準，去除可能引發痛苦的邊緣和棱角、沖突與矛盾。人們忘記了，痛苦有清潔之能、凈化之功。討喜文化則缺少凈化的可能。在討喜文化的表面下積聚著肯定性之渣滓，人們在這些渣滓中窒息而死。
病毒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面鏡子，它揭示出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如今，人們將生存絕對化了，仿佛我們正處于持續的戰爭狀態。生命的所有力量都被用來延伸它的長度。妥協社會是一個生存社會。面對大流行病，為求生存的激烈斗爭在病毒的刺激下逐步升級。病毒侵入妥協的舒適區，并將其變為隔離場所，生命（Leben）在這里完全僵化為生存（überleben）。生命越像生存，人們就越畏死。“痛苦恐懼癥”的盡頭是“死亡恐懼癥”。
為求生存的戰斗必須用對美好生活的“操心”（Sorge）來對抗。被生存癔癥控制的社會是一個僵尸社會。對于死來說我們太生機勃勃，而對于生來說我們又太死氣沉沉。當我們的關注點僅為生存，那我們與病毒這種不死之物無異，同樣只為繁衍；或說只為生存，不為生命。
我們可以把安徒生童話《豌豆公主》作為晚期現代人類超敏感性的一個隱喻。床墊下的豌豆給未來的公主造成如此多的痛苦，讓她徹夜難眠。如今的人們可能就患有“豌豆公主綜合征”。這種痛苦綜合征的矛盾之處在于，痛因越來越少，而痛感越來越強。痛苦的程度無法客觀確認，只能主觀感受。“痛苦之無意義”伴隨著日漸高漲的對醫學的期待，讓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顯得難以忍受。我們不再擁有意義關聯、敘事、更高的審查機構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讓痛苦變得可以忍受的東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們就會開始抱怨床墊太軟，讓人受罪。其實，真正讓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長而無意義的生命本身。
如今我們不愿讓自己遭受痛苦，然而痛苦卻是為新生事物和全然他者接生的助產士。痛苦之否定性使同者中斷。在妥協社會這座同質化的地獄中，痛苦之語言、痛苦之詩意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容納“快樂的散文”，也就是“陽光下的寫作”。
如今，像耐心與等待這樣的精神狀態也日漸消磨。強制追求全然的可用化使人們失去了真實性，而耐心與等待則能使這種真實性再度變得觸手可及。在漫長與遲緩中的耐心等待，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意向性，一種向不可用之物靠攏的姿態。重要的不是等待什么（Warten-auf），而是在什么狀態下等待（Warten-in），其特征在于一種懇切（In-St?ndigkeit）1，它依偎在不可用之物身邊。棄絕是無意向之等待的基本特征。棄絕本身也在給予，它使我們易于接受不可用之物，它與消費相對立。海德格爾曾說，“悲傷地承受著不得已的棄絕，做出犧牲”，亦是一種“接受”（Empfangen）。痛苦并非對缺少什么的主體性感受，而是一種接受，或說是“存在之接受”。痛苦即贈禮。
如今的我們完全失去了“靈魂赤裸”“揭蔽”，以及“對于他者的痛苦”。我們的靈魂仿佛長滿老繭，使我們在面對他者時漠不關心、無動于衷。數字化的氣泡也越來越將他者屏蔽在外。圍繞著他人的清晰的畏懼，完全讓位于圍繞著自己的散漫的畏懼。沒有“對于他者的痛苦”，我們就無法觸及“他者的痛苦”。
毫無痛苦、永久幸福的生命將不再是人類的生命。追蹤并消除自身否定性的生命，自身也將不復存在。死亡與痛苦難分彼此，在痛苦中人們可以預見死亡。想克服一切痛苦的人，也必將抹除死亡。然而，沒有死亡和痛苦的生命便不是人類的生命，而是僵尸的生命。人類為了生存而將自己消滅。他或許能獲得永生，可代價卻是自己的生命。
本文整理摘編自《妥協社會：今日之痛》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11
《妥協社會：今日之痛》 [德]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內容簡介】
如今，隨處可見一種痛苦恐懼癥，一種普遍的對痛苦的恐懼。人們對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懼癥導致一種長效麻醉。人們對所有痛苦狀況避之不及，甚至連愛情的痛苦也漸漸變得可疑起來。這種痛苦恐懼癥也蔓延至社會性事物。沖突和分歧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因為它們很可能導致令人痛苦的爭論。痛苦恐懼癥也席卷政治領域。一致之強制和共識之壓力與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個妥協區域，失去一切生機與活力。
妥協社會與功績社會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虛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蓋或優化的東西，無法與功績和諧共存。苦難的被動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動社會中沒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剝奪了所有表達的機會，它被判緘默。
新自由主義的幸福預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絕不僅僅是眾多能帶來更高績效的積極情感之總和，它對優化邏輯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幸福中蘊含著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絕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載著幸福，使幸福長久。“痛并快樂著”并非矛盾的修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