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電影業遭遇過的最寒冷的80天。

如果從2009年華誼兄弟上市，中國誕生影視第一股算起。中國電影業劃出了一條完美的拋物線，而現在處于拋物線的底部。

“我認為這次疫情給行業帶來了特別大的沖擊，現在到了一個事關整個行業危急存亡的時刻”，一周前舉辦的“電影行業應對疫情影響”專題網絡會議上，陳思誠以導演身份說出了這番話。屏幕上，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萬達影視集團總裁曾茂軍、北京文化董事長宋歌同樣面露難色。中國電影業半壁江山的負責人“坐”到一起，沒能探討出電影行業的自救方案。

80天前，全國數萬家影院沒能迎來預想中火爆的春節檔，而是一張張閉店通知單。大年初一當天，電影大盤迅速收窄至100萬元以下，相比之下，去年這一數字是14.58億元。“退票退到手抽筋”，影院經理王琛告訴《財經天下》周刊，據票務平臺數據，春節檔預售票房原本突破了4億元，最后又悉數返還給了觀眾。

電影院之外，整個電影產業鏈的影響在一個月后開始突顯。做電影宣發的楊晶說，2月抵京居家隔離后，她第一時間給房東交了房租。她對這筆支出印象特別深刻。當時，礙于公司業務停擺，老板告知所有人當月只能發放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70%，最后折合下來只有1500元左右，“這連房租都不夠”。

拿僅有的存款交了房租，楊晶進入了待崗狀態，“找新工作更難，大家上來就先壓你的工資。我意識到這個時候換工作是不科學的”。

進入4月，頭部院線的耐心也逐漸耗盡，裁員成了當下的主要任務。其中，做高端院線業務的CGV裁員比例高達30%。

據天眼查顯示，截至2020年3月，全國共有2263家影院類企業注銷。“春節檔所有電影宣布撤檔的當天，一些下沉市場的小影院就直接宣布倒閉了”，一位影院投資人向《財經天下》周刊透露，“有些連鎖大影院的現金流足夠撐到5月，但開業時間遙遙無期，只得裁員節流”。

影院沒有好消息

每天下午，王琛都會到離家2公里外的影院看看，這家開在北京郊區核心商圈的電影院擁有8個影廳，1300個座位，在生意最旺的春節檔，常常一票難求。但今年除夕以來，電影院的人流不復往昔，每天只有1-2個員工來值班，做日常的消殺工作。作為影院負責人，王琛偶爾也要開一下設備，因為擔心“太久不動對設備也會有損”。

從2月開始，王琛每個月的工資只剩1484元，為了維持生活一直在花之前的積蓄。此刻，他的老板比他還要焦慮，類似王琛所在的這家影院，這位老板在全國還有幾十家。

電影院在中國算不上多么賺錢的生意。據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統計，截至2019年，中國共有電影院線47條，格局分散，電影院總數約12000家。十年來，萬達院線一直霸占著龍頭的位置，2018年財報中顯示，萬達的市場占有率達到了13.5%，直營影院數量達到了541家。2018年，萬達電影的收入達到了90.68億，凈利潤只有12.94億元，其中毛利率最高的部分是爆米花和飲品的銷售。

同樣以電影放映業務為主要收入的橫店影視也在不久前發布了2019年財報，其中電影放映部分的收入為20.62億元，但并沒賺錢，營業成本達到了21.58億元，導致放映業務實現虧損。

“影院開業的時候，除了放映收入，還可以有賣品和廣告收入，而且后兩者更加賺錢，但現在不開業，進賬為零，只能一直消耗現有資金。”王琛告訴《財經天下》周刊。

2月，得知影院短期無法開業后，包括王琛在內的全國多家影院的業務人員就一直在清庫存，把積壓的賣品要么退回，要么進行網上售賣。但排隊退貨的人太多，大多不了了之，而在網上售賣的產品僅有飲料和爆米花等，賣品種類有限，售價也不低，售賣效果不好，還遭到了消費者的吐槽。

“后來我把一些商品低價轉售給了同樓層的其它餐飲商戶，能回一點錢是一點吧”，這點錢對王琛頂多算是心理安慰。因為影院的成本主要是房租和人員工資，清理爆米花庫存回籠的這點收入真是杯水車薪。

王琛說，自己所在影院的物業成本每個月在30萬元上下。他聽說一些國有物業中的影院這幾個月房租全免，感到十分羨慕。他的影院開在商場里，目前還沒有免房租的消息。

目前，除了自持物業的萬達，多位采訪對象表示，全國各大影院在1月大多能給員工發放100%的薪資，但從2月開始，包括橫店影視、大地院線在內的多家公司已經對員工進行待崗處理，待崗工資為當地最低工資的70%-80%。

“老板現在每個月凈虧上千萬元，他之前跟我們說估計可以撐個兩三個月。”王琛說不會這個時候離開，他是從檢票員、放映員一路做到了經理，盡管最近影院走了不少人，但王琛決定撐到最后。“小的院線公司正在對市場失去信心，撐到最后的人也有機會成為行業的整合者”。

3月中旬以來，有關疫情的好消息越來越多，全國多地新增病例持續清零。那幾天王琛心情也越來越明朗，他甚至覺得，或許過不了幾天，影院就能再度開張了。當時，西藏等地已有零星影院開始營業，雖然全國單日票房只有幾萬元。

北京也下發了電影院開業的指導意見。雖然他看到網絡上很多人在聲討影院不該在這個時候出來添亂，王琛還是認真的做好消殺，等待開業。

這一時期，華夏電影寄來了一些老片重映的電影拷貝，“這代表至少能看到重新開業的希望”。但登記接收拷貝人員信息時，王琛還是謹慎地把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因為他不確定未來其他人會不會離職。

打擊滲透到全行業

今年初，博納正在籌備一部大投入影片《冰雪長津湖》，因為疫情叫停了劇組拍攝，1800人滯留在了丹東，直接損失合計1.5億元。這部需要大量雪景場景的電影，耽誤了最佳拍攝期，只能等到次年的冬天再啟動。“制作與上映計劃全部打亂”，于冬說，即便如此，博納沒有拖欠被困劇組的工資。

電影制作公司的日子也不比影院好過。實際上，3月以來，博納已經開始調整計劃，位于北京總部的員工基本停工，項目停擺，員工發放半薪。北京文化沒怎么給員工減薪水，但是裁員計劃已經悄然展開。

另一邊，因為自持物業，免去了房租成本，萬達電影稍稍松了口氣，“目前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項目已經全面停了”，一位萬達電影員工告訴《財經天下》周刊，自己也很擔心減薪裁員，“說不定哪天就會收到公司通知”。

2019年5月，因收購萬達影視，萬達電影計提商譽減值預計達到45億到55億元，當年度萬達影視上映影片少，且票房不及預期，未能達成業績。因業績壓力巨大，過去一年里，萬達影視已有3位高管離職，“在萬達，業績是鐵律，完不成就走人”。

叱咤房地產行業的老兵，搞不定充滿不確定性的電影行業。與高度商業化的好萊塢相比，年輕的中國電影業既缺乏成熟的制度，也欠缺專業度，在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沖擊下，更加顯得不堪一擊。相比較之下，大洋彼岸的迪士尼也遭遇了疫情的沖擊，但下半年的電影儲備充裕，且旗下流媒體平臺Disney+在此時已經開始發揮作用，收入表現正在逐步爬升。

4月以來，編劇被看作是電影業上游唯一能開工的團隊，但現實情況是，考慮到疫情增加的不確定性，多數投資人收手，大量編劇團隊沒有收入。與工會與協會制度森嚴的好萊塢相比，在中國做電影沒有任何限制與保障，在美國數十萬電影從業者、上百個工種中，每一個工種都可以在工會的庇護下保障他們的權益。“我們這邊，只能自顧自”，一位獨立制片人告訴《財經天下》周刊，“大難臨頭大家只能自保，賺錢的還在賺，不賺錢的只能自求多福”。

作為電影產業鏈中最底層的一環，宣發類的公司賺得通常都是辛苦錢，拿少額的代理費，只有極其頭部或者資源強勢的宣發公司才能進行票房的分賬。在面對疫情時，宣發類公司猶如炮灰，楊晶所在企業的電影發行和宣傳業務，目前已經全面停擺。“老板要求我們待崗，只能拿待崗工資”。

楊晶3月初剛從老家返回北京，度過了14天隔離期，但上班的日子卻遙遙無期。“拿之前的積蓄剛交了房租，現在手里就剩幾百塊錢了”，即便如此，楊晶并不打算回老家。“我現在宅在家里看電影、學習，每天都堅持看英文小說，最近剛把學車的APP下載回來，繼續看科目一，等駕校復工了，就去把駕照先考了”，對楊晶而言，工作雖然不順利，但時間不能就這么浪費。

過去半個月，楊晶投了四五個崗位，有的在視頻面試之后沒有了下文，也有的開出了遠低于目前的薪水，讓楊晶立刻打消了換工作的念頭。最后，楊晶干脆申請了北京社區的志愿者，“雖然沒有收入，也比現在閑著有價值”。

楊晶覺得自己也可能要轉行了，她的室友上個月就已經轉行干別的了，“來電影行業的人，都是抱著理想的，宣發更容易上手，但也更容易被取代”。近幾年字節跳動、淘票票等互聯網平臺對宣發業務躍躍欲試，坐擁抖音、今日頭條等宣發陣地，掌握著數據和用戶，在花錢更加謹慎的制片方看來，跟這些平臺合作可以降低風險，而依靠經驗、同時花銷并不透明的傳統宣發公司正在失去價值。

現在楊晶偶爾出門采購生活必需品，飲食基本自己在家解決，其余一切花銷全部砍掉。唯一讓她焦慮的就是房租，“非典的時候我還在讀小學，什么感覺也沒有，現在自己年近30歲撞上了新冠，或許每代人都需要受一次沖擊”。

和宣發相比，電影投資算是站在行業的頂端。在一家電影投資公司工作的王杉說，因為這幾年電影投資回報不佳，實際上老板也沒有多少積蓄。2月初，他就收到了公司人力資源部發的全員郵件，老板在郵件中期望員工可以主動申請在疫情期間降薪，與公司共渡難關。盡管有些憤怒，但王杉最終還是已接受了這一事實，“人們可能對電影投資也有一些誤解，電影投資動輒幾個億，卻不知道這是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公司一塊湊的，最后票房投資方只能拿不到三分之一，還得當初湊錢的十幾家一起分，分到手的錢能有多少呢?”

一個月后，公司開啟輪流到崗模式，年后剛剛回公司復工的王杉才發現同部門的同事竟然被裁掉了，“先是降薪，后是裁員，過去這一個月，變化真是來的太快了”。

等不來的新片，加速入場的流媒體

2020開年不過三個月，全國已有兩千余家影院類企業注銷。各個城市影院群里哀嚎一片，曾經試圖開業的影城，也因為買票的人太少，一場電影放映下來加上電費、人工費，還要賠上不少。

截至3月25日，全國共復工影院528家，全國單日總票房一直徘徊在兩三萬，巔峰日期突破過10萬，這一天全國買票人數只有三千多人。這在過去正常時期，還比不過一家影院的票房，更有不少開業影院無人買票。

“復工之后還要加上水電、消殺成本，員工的薪資也要增加一部分，”王琛表示，一算下來，開業確實不如不開。

不過，很快他就不需要再糾結。3月27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緊急給各影城發放了通知，“所有影院暫不復業，已復業的立即暫停營業，所有復業時間等國家電影局通知”。

此后兩周內，院線群里一直在密切關注各類消息。“但等來的都是壞消息，4月初官方再次表明，全國娛樂場所不得營業，哪怕是新疆、青海這些連續無新增的低風險區域也不得開業”。

在社交媒體上，制片人關雅荻等人發起了“拯救中國電影院”話題，導演張小北在這一呼吁中表示，“即使在號稱影視寒冬的2019年，中國電影行業都還沒到需要嚴肅討論拯救電影院的地步，結果轉眼全世界電影行業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拯救電影院”。

陳思誠則把內容與影院的關系形容為“魚跟水的關系”，“沒有水我們魚是沒地方游的，很多影院確實生存非常艱難”。

與此同時，一些亦正亦邪的角色正在對電影業拋出橄欖枝。自2009年華誼首度登陸A股市場以來，中國電影行業經歷了飛躍式的十年。2012年，一部《泰囧》讓資本嗅到了電影一本萬利的嗜血機會，此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自各行各業的熱錢進入。2016年，電影行業的泡沫達到了歷史峰值，此后，戳破泡沫后的電影行業掐斷了資金的來源。

失去資本活水的電影業只能投入互聯網的懷抱，但也充滿風險。今年大年初一時，原定于院線上映的電影《囧媽》率先在互聯網平臺免費播映的舉動，就給了電影行業當頭棒喝。

作為春節檔影片《唐人街探案3》的導演，陳思誠說，現在互聯網播放終端(對行業)的改變，擔心未來人們對于電影這種文化形式的需求是否還抱有熱忱。《囧媽》最初在互聯網平臺上映的舉動引發了行業內的眾怒，但兩個月后再來看，對比業內其它人的囧境，《囧媽》做出了最“明智”的選擇，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

對此，原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稱，變革可以有，但本質上還是要以電影出發，要讓互聯網成為增量，而不是本末倒置。

相比于中國市場的個例，海外電影巨頭對于流媒體的策略更加清晰，環球影業、華納兄弟、索尼哥倫比亞等多家電影公司均把旗下的院線新片搬到了流媒體之上，盡快回籠資金，迪士尼也選擇了將《星球大戰9》放在旗下流媒體平臺Disney+上線。這些選擇在流媒體上映的影片多數以中小成本為主，迪士尼投資的《花木蘭》《黑寡婦》等多部大成本影片目前仍舊將院線作為第一選擇，因此推遲了上映日期。

這對國內的影院也成了壞消息，進口片曾經是各大院線回暖的希望，但如今隨著全球疫情爆發，好萊塢停擺，新片引進計劃也全面擱置，王琛認為，“現在國內的影院太缺乏信心了，一邊是開業日期遙遙無期，另一邊我們看不到可以讓人們下決心來電影院看的好電影”。

王琛表示，老片重映對于人們的吸引力不足。即便等到影院可以開業了，人們也有可能因為擔心封閉空間的風險，而選擇暫時不去電影院，“這個信心建立的過程是很漫長的“。

4月初，原本在線下展開的院線新片推介活動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線上推介會，成了為數不多可以給院線打氣的活動。

“很多今年要上映的影片沒有機會跟觀眾見面，線下北京電影節這類推介活動也取消了，等于溝通的橋梁斷了，我們燈塔學院本來也在做知識分享型的公開課，最近一期就邀請了路陽導演，在分享以往作品經驗的同時，也對明年春節檔要上映的影片《刺殺小說家》做了初步的宣傳”，阿里影業燈塔首席科學家易宗婷認為，未來線上推介會將逐步成為常態化運營。

電影業已經不再允許花錢大手大腳，甚至更加謹慎。制片人老李向《財經天下》周刊透露，“原本春節后有幾個新劇本要啟動，但看到目前業內的狀態，投資人一改此前的態度，答應給的錢也不給了”。

也有人抱怨，同在中國電影業這條大船上，大部分人還在各顧各的，“能賺錢的還在賺，疫情期間，我們不期望你們能給電影行業捐錢，但是捐點劇本也不行嗎?好歹要把行業激活”，老李本來計劃公開呼吁互助自求，但最終還是沒有這樣做，“這個行業太可憐了，真的太脆弱了，不堪一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琛、楊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