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輪日企“經營之神”們集中離場——伊藤雅俊、稻盛和夫、豐田章一郎等人物的逝世，讓“日企”曾經所代表的神話符號，徹底剝離了當代的語境。
2023年3月10日逝世的伊藤洋華堂創始人伊藤雅俊，享年98歲；一個月前過世的前豐田社長豐田章一郎，享年也達到了97歲。而在去年，稻盛和夫與索尼前董事長出井伸之，也均在九旬前后去世。
(資料圖)
這些親歷日本經濟騰飛的經營泰斗，在接近極限的自然壽命內，成為日本黃金時代最后的旗幟。他們和上世紀90年代離世的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不同，他們親歷過日本奇跡，也見證了日本經濟失落的三十年。
而正是這些人，與中國企業三十年來的覺醒，多少有些藕斷絲連。
稻盛和夫、伊藤雅俊們是國內企業家們的活教材，尤其是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模式在中國長久風靡，并與張瑞敏、馬云惺惺相惜，在他的一些授課課堂上，狂熱的學徒們會為老先生舉行莊嚴的儀式。
伊藤雅俊的7-11，在中國興起新零售狂潮時，成為無數人研究的樣板；豐田章一郎所掌握的豐田精益管理，以及出井伸之所代表的索尼經營神話，均被中國企業主們奉為圭臬。
這些在幾十年前讓日企騰飛的經營哲學，在隨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中，沉淀為復盤黃金年代的精華，一度成為中國企業的啟蒙讀本。
然而日企對中國的澆灌，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中開始陡峭下滑。
硅谷吸引了中國新型企業們的注意力，日企漸漸不再是被效仿的題材。當日本奇跡的末代企業家們敲響生命最后的晚鐘后，我們對完美企業家的想象，也已經和日本關系甚少。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處在騰飛中的日本，在全球化布局中有兩條清晰的動線，一是在美國的機電、半導體、汽車上攻城拔寨；二是對中國市場進行重磅的產線和技術投資。
在日企騰飛的80年代，中國仍處在從集約化向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那時候，日本的家電企業成為先鋒部隊，開始了在中國的投資建廠。
那也是日企對中國企業進行經營科普的時期。
松下在北京成立的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成為首家在華建廠的外國家電企業。隨著工廠的落成，彩電、空調等商品在中國開始風靡，日系產品的故事，在當時的消費者和企業當中樹立了最初的高端產品心智。
松下的成功，讓日立、三菱、夏普、東芝紛紛登陸中國，他們在國內收割市場的同時，也讓中國企業了解了日系的產線，但日企的一系列技術專利，又讓他們牢牢掌握市場份額，限制著國內品牌的天花板高度。
不過在80年代，國內家電行業還處在發展的蒙昧期，他們更需要的是對產線各環節的學習，以及經營管理意識的跟進，這些日本企業成了被效仿的對象。
當時的海信，信誓旦旦地要成為中國的索尼，長虹則直接套用“松下七精神”之首的“產業報國精神”，不少中國企業通過松下，對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建設有了初步的認識。甚至90年代的京東方，其子公司依然在學習和沿用松下的會計準則。
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投入，搭建起了一套消費電子工業的基礎產線，為中國后來的全球擴張提供了最早的基礎，而與機器一同運到中國的，還有我們對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商業偶像最初的崇拜。
當時的稻盛和夫二次創業，建立了第二電電，頗具聲望，學者季羨林先生對他的描述是“根據我七八十年來的觀察，既是企業家又是哲學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簡直如鳳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
80年代的稻盛和夫，帶著企業家和哲學家的雙重身份，優雅地來往于中國各個城市。稻盛和夫在中國的優雅，幾乎是當時日本企業家在華面貌的縮影。
稻盛和夫
盛田昭夫著書《日本制造》，描述自己如何讓“日本制造”從最初的廉價代名詞變為品質的代表，這一日企崛起案例，對后來的中國制造業來說，都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而這些勵志的日企故事，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卻發酵為一種嚴重威脅本土經濟的危機。
80年代的日本，在汽車、機電和半導體領域開始對美國形成全面壓制。稻盛和夫未雨綢繆地在1968年就把京瓷的銷售網點開到了硅谷，在當時方興未艾的美國半導體產業中，京瓷的捷足先登，為日后美國制裁日本半導體做足了伏筆。
1981年，回歸美國市場的豐田汽車開始源源不斷地下線，和“汽車之城”底特律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推出了紀錄片《豐田入侵》。此時的豐田汽車超越美國，一舉成為世界第一。
而伊藤洋華堂當時正在醞釀對美國南方公司的吞并。在70年代買到美國南方公司的7-11日本經營權后，歷經十年，迫于經營不善的美國公司提出了讓日本方面全權托管的提議。最終，伊藤園洋華堂收購南方公司70%的股份，在當時的一些媒體中，出現了“日美大逆轉”的報道。
日本在中美兩國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如果說，日企對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來說，扮演的是一個協助者或者榜樣，那么在美國，日企絕對是一個破壞者。
日企對美國各產業的超越，讓日本威脅論在美國上升到了文化高度上。
“賽博朋克”這個在1980年被科幻作家布魯斯·博斯克創造出來的詞匯，與其相關的內容創作中，一種基本設定就是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叉，這種交叉設定，成為美國對日本恐慌的一種顯學。
美國的憂心忡忡，最終濃縮進了著名的《廣場協定》中，從而點燃了“日本失落三十年”的的導火索。
美國的制約，讓日本的國運出現分水嶺式的轉折，這既讓日本的命運步入了新的走向，也對日企哲學最終在中國的壽終正寢，埋下了伏筆。
從日幣升值引發的連鎖反應，在日本國內開始一環一環的傳導。
日元被“勒令”升值，日本賴以生存的出口被掐住了咽喉。央行以降息來刺激國內經濟，利率從5%砍到2.5%，催生出日本股市、房市的瘋狂，日企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占到全球45%，達到美國企業市值總和的1.5倍。
證券交易所開始忘乎所以，聲稱日本股票的上升勢頭，脫離了地心引力。
“全球中心的轉移”成為日本當時一種普世的預期，東京房價水漲船高。瘋狂的投資行為蔓延到各個領域，三菱購得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吞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第一不動產買下紐約蒂凡尼大廈；歐洲藝術品大量流入日本，東京的藏品閣企圖與巴黎分庭抗禮，日本人的大批量采購，直接推動了歐洲古玩的市均價格。
多么熟悉的情節。
豪橫的購買力，讓日本長久的隱忍和謙遜第一次出現了轉變，“學習先進知識”不再是他們看待歐美時的主流態度，自負的情緒蔚然成風。
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長吁短嘆：“如果不依據客觀事實，只憑自豪的感情一意孤行，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很容易導致攘外和排除異己的風潮，構成進步的最大障礙。”
1992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訪日，在晚宴上，總統因身體不適發生嘔吐，他吐在了旁邊的宮澤喜一首相的腿上，然后從椅子上跌落。
當時日本人驕傲地解讀道：“美國總統倒下了，日本首相扶住了他。這正是當今日美關系的象征。”。
而此時，支撐他們的財富泡沫，已達到了撐破的臨界點。
以銀行為核心的日本財團們，使用資本騰挪的把戲也開始露出馬腳，越來越多的錢被借給那些缺乏償還能力的企業和個人。信用危機在泥潭中爆發。
與此同時，財團公司們相互持股，造成股市的虛假繁榮。
日本央行后知后覺且強硬地采取了加息政策，2.5%的利率，被硬拉到了6%。
泡沫破滅的哀嚎不絕于耳，一大波銀行和證券公司破產，不良債權讓國民背負起了10萬億日元的負擔，大藏省官員因接受銀行的色情場所招待而陷入丑聞，這個政府部門自此被拆散，日本再無大藏省。
日本騰飛的巨輪開始沉沒。
1995年，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出差到北京，他在火車站看到大量的農民工，他們裹著棉被，一片狼藉地擠在候車室里。這種在現代建筑物內宛若“廢墟”的場景，讓他感覺像在經歷一場噩夢。
這一幕與他在二戰后看到的日本如出一轍，那是一個民族在覺醒前所陷入的恍惚與眩暈。1995年的中國，正處在世界工廠誕生、經濟騰飛的前夜，而此時的日本，正在最高點下墜。
這似乎預示了兩個經濟體的交接。而日本黃金周期的結束，也讓其企業哲學最終難逃過時的命運。
在1991年開始的這場衰落，在最初的數年內，并未讓日企斷崖式地墜落，而是緩慢的腐蝕。與此同時，硅谷覺醒，并逐漸爆發出互聯網浪潮，掃興期的日本企業，與這片藍海徹底的擦身而過。
隨后，中國加入WTO，并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像日本當年從美國的戰爭特需中獲得的代工紅利一樣，中國制造業鏈條在廉價勞動力的錘煉中脫胎換骨。
中國新興的企業家和創業者開始出現，三大門戶在2000年集體登陸美股，結果迎面撞上了互聯網泡沫的破碎，然而這依然沒能阻擋一種新的創業文明——硅谷的Idea和商業模式，以及穿T恤牛仔褲的工程師著裝，成為中國企業的新型樣板。
與此同時，就在2000年前不久，日本三位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的相繼離世，這些逝去的大師坐標，與硅谷嶄新的商業旗幟，讓中國企業學習的榜樣，形成了迭代。
日企印記在中國的褪色，開始在日企大撤退中顯露無疑。
中國的白電、黑電開始抬頭，并迅速將日本企業擠出中國市場，2011年，松下將旗下三洋電機的冰箱和洗衣機賣給了海爾；從2016年開始，東芝先后將白電和黑電業務賣給海信。日本家電在中國價格大戰中，不得已進行了產業轉移。
當年在中國風生水起的六大巨頭，除了索尼和松下，其余四家日本家電幾乎都已經由中國企業運營。
曾經投資中國的35000家日本企業，正在陸續關閉。
在日本帝國征信公司的數據中，2020年2月至2022年6月期間，關閉中國據點的日企家數合計達2292家，而開設據點等新進駐企業數為1352家。退出企業數量遠超進入企業。截止2022年6月，進駐中國的日企12706家，數量為十年來最低。
除了在華企業的沒落，強硬的企業領導人也在日本青黃不接。
1999年，日產汽車瀕臨“死亡”，他們最后押注的是法國的卡洛斯·戈恩；2004年日航危機爆發的時候，72歲的稻盛和夫臨危受命，成為被寄予厚望的拯救者。
隨著日企第一代企業家們的故去，能為中國企業打開認知窗口的日本“完美企業家”，已經不復存在。新的日企領導人們，在喬布斯、貝佐斯、馬斯克這些硅谷翹楚的光芒下，淪為泛泛之輩。
在日本的傳統制造企業中，褪去了曾經的榜樣光環后，自身的弊病也開始被逐漸放大。
索尼原CEO出井伸之在他的《人生的經營》一書中指出，“日本無法從制造神話中擺脫出來，日本企業無法很好地與IT技術融合，陷入‘創新陷阱’。而且，日企還存在著‘官僚依存癥’這一大問題。”
出井伸之將日本錯失互聯網的原因，歸結為日企對傳統商業模式的頑固。
在80年代，日本的計算機市場就開始采用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方式，整個供應鏈條，恨不得全由自己包攬，但是隨著行業的迭代速度以及市場的擴大，日本廠商的垂直一體化無法與國外的水平分工生產方式相抗衡，例如后來蘋果的全球分工。因此，日本廠商逐漸失去了市場份額。
在中國過去一直承攬的生產制造環節，便宜的勞動力讓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價格得以下降，這也讓那些仍舊在日本制造基地進行生產的廠商輸在了成本競爭當中。
同樣的邏輯體現在日本的新能源汽車領域。日本在2013年通過《日本再復興戰略》確立的氫能源車地位，正在純電汽車的圍剿下陷入尷尬。
氫能源脆弱的供應鏈讓日企始終處于孤軍奮戰的狀態，而在純電領域，通過產品端對消費者的補貼，以及投資上游所產生的一大批“能打”的供應鏈公司，已經讓純電系擁有了牢固的閉環。
日本氫能源車在2050年的全面普及計劃，如今看來，顯得縹緲而沒有依據。
面對日本人的低欲望和對這個時代的悲觀，稻盛和夫提出的議題是“人為什么要活著”。對于這位已經皈依佛門的老人而言，你很難用現實商戰中殘酷的細節去追問“活著”所能給出的更多解決方案。
茍延殘喘的活著，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日企祖傳的“年功序列”制度，營造出這些企業摸魚、養老的通病。
以工作年限來劃分的薪資和晉升制度，即使一些員工能獨當一面，發揮著頂梁柱的作用，在“平等”的年功序列制度下，薪酬和評價也不會有破格的體現。另外，員工可以在一個企業熬一輩子的情況，安穩的就業環境也在遏制冒險的創新創業行為，即使安倍晉三任期推行了前無古人的負利率政策，都沒能將日本經濟體中慵懶的投資欲望盤活。
甚至更多的投資被投放到了海外的市場，因為日本幾乎沒有標的。
孫正義通過游說中東王室募集到的千億美元基金，被瘋狂注入到了中國的互聯網項目中，其中很大原因，是因為早年阿里巴巴促成了軟銀的功成名就，這讓他押注的目標又定位在了字節、滴滴、貝殼、餓了么、Keep等一系列中國互聯網項目上。
日企從過去的信仰輸出，變遷為財務輸出，美國和中國兩個最活躍的投融資市場，才是二十一世紀的經濟信仰。
如果說美國在80年代通過《廣場協議》的持續發酵，最終結束了日企在本國的喧賓奪主，那么在中國，你很難說日企的印記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消失的。
然而，在2023年，隨著日本黃金年代大師們集體的散場，日企在中國的影響，似乎也終于結束漫長的曖昧，成為了一簾幽夢。
參考資料：
野口悠紀雄，《戰后日本經濟史》
鈴木敏文，《零售的哲學》
鈦媒體，《稻盛和夫在中國》
中國經濟周刊，《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日本輸給了中國》
小Lin說，《日本經濟泡沫》
遠川汽車評論，《氫能源車，一次日本式的失敗冒險》
車云網，《豐田章一郎的美國工廠》
價值研究所，《日系家電，跌落神壇》
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