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市場的復蘇，正在惠及地下偶像的擴張。
2023年的第一個季度快過完了，被音樂節、樂隊巡演、歌手演唱會等占滿的演出市場，也悄悄掀起了一陣地下偶像的熱風，席卷著北上廣等一二線及以下城市。據不完全統計，自3月25日起，內地已敲定近百場地下偶像演出、數十支偶像組合參與。
【資料圖】
看起來，地下偶像已然有望在全面復蘇的演出市場中分得一杯羹。
但圈層的壁壘仍然存在。3月21日，上過綜藝舞臺的地下偶像“透明教室與飛行女孩”宣布全國巡演之時，“買一張地下偶像的門票，不如買一張地下樂隊的門票”的說法依然喧囂塵上。
于大多數人來講，地下偶像仍然是一片“認知盲區”，更為刻板的印象，便是一群長相可愛甜美、唱跳能力欠佳、宅男粉絲眾多的“兼職”偶像，其所謂的演出更無法與樂隊、歌手相比。
不過，現下活躍在內地的地下偶像文化也正在不斷發酵成長，力圖打破世人眼中對小眾亞文化的“有色眼鏡”，而地下的“偶像經濟”也正在破土生長。
偶像文化源自日本“地上波（電視行業）”的普及，偶像得以在公眾視野中曝光活動。而與之相反，地下偶像則是在電視行業在2010年代被重創之后，蟄伏在地下演出活動的偶像們。
通俗來講，地下偶像就是無法獲得媒體公開曝光、主流商業資源的偶像們。
2005年，在制作人秋元康以社區劇場公演模式打造的AKB48影響下，地下偶像逐漸在日本興起。經由二十多年的發展，這一偶像類別已在日本遍地開花，目前有上萬人正在以偶像為職業，其中地下偶像占據著壓倒性的比例，逐漸成為年輕少男少女們追逐偶像夢想的一條門檻較低的道路。
這是因為，相比主流偶像大多經由經紀公司系統培訓走上主流舞臺，地下偶像則是由從事各行各業的素人、學生組成，在業務能力方面相對設限寬松，更為看重的則是作為偶像的熱情、感染力等傳遞情緒價值的內容。通常，地下偶像也不會有經紀公司、唱片公司管理，以獨立制作為主，歌舞也往往是自學狀態，甚至演出服也需自行制作。與此同時，他們也難以獲得更高階的主流資源。
不過，盡管地下無法媲美地上的資源優勢，但對于在地上難出頭的部分偶像們來說，卻也不失為再就業的優質選擇。
在內地，地下偶像組合中不乏由大量曾活躍在“地上”的前偶像組成，將較為成熟的歌舞體系和原有的基礎人氣帶入地下。比如REAL1TY成員楊韞玉便是SNH48前成員，而范微、蔣申則是SING女團前成員，并因參加《創造營101》《炙熱的我們》等節目被熟知。
同時，不同于日本地下偶像的全職化，內地則有著相對自由的偶像職業選擇，大多地下偶像仍維持社會工作為主、周末偶像演出為輔的狀態。像是活躍在北京的地下偶像團體“Lumos熒光計劃”，仍有成員保留著原有的廣告、主持人、編導等工作，而成員檸檬汁也指出，國內的地下偶像還處于“自我摸索階段”。
但由于地下偶像帶有強烈的在地屬性，內地也出現了上海、長沙、福州、廣州、北京等具備地偶文化基礎的城市，其中僅在上海，地下偶像隊伍便高達二十多支，并仍有源源不斷的新團成立。不同城市的地下偶像組合，除了駐扎本地周演外，還會進行跨地聯合公演模式的拼盤演出，以打入不同地區的限定受眾。
不過，這些地下偶像團體也面臨著“同質化”現象，主要表現在妝造、歌舞等內容均以日系偶像標簽為主，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審美疲勞。
基于此，也有部分地下偶像團體分化出小分隊、Solo等模式，將成員特性提煉，以此差異化。Lumos熒光計劃成員小藍舉例道，“我們現在有Lumos（主隊）和LiLi-Light（雙人組）兩個團隊，并沒有刻意設定日系或是可愛風。”其中，LiLi-Light則含有舞臺上帶面具的怪盜少女這一設定元素。
而不管是發源地日本還是內地，很大程度上地下偶像的固有受眾來自于御宅市場，二次元、偶像宅等人群占據多數。通俗來看，地下偶像所販賣的“接觸與養成文化”，與這一人群的“拙巧”取向不謀而合，即雖然偶像業務能力不成熟但具有獨特的人格魅力。
這也是地下偶像所具備的與主流偶像截然不同的“活人感”：以在地下Livehouse演出為主，并十分看重與臺下粉絲的近距離互動。一般來說，偶像與粉絲之間的距離往往不會超過兩米，體驗感更為真實直接。而在小藍看來，這是更直觀感受到觀眾對于演出反饋的一種方式，有做偶像的實感。
也正是因此，地下偶像的變現方式更加依賴粉絲經濟。目前，活躍在內地各市的地下偶像們，除了Livehouse演出、漫展、游樂園商演之外，主要以特典會（即粉絲購買特典券與偶像交流的活動）為營收來源，諸如周邊物販、拍立得合影券等均為特典內容。
由于大多數地下偶像演出單場次觀演人數往往不足百人，Lumos熒光計劃成員Miki便坦言，主要收入來源是特典會分成，“只能說多了一些零花錢，還不能撐起全部的生活，所以大家幾乎都在工作日有其他工作。”小藍也補充道，如果是專場演出還會有門票分成，但由于北京的場地費昂貴，大部分場次還是虧損狀態，“我們第一次專場演出只有零星幾個觀眾，但前段時間已經有六七十人來看我們，還是很欣慰的。”
可以說，內地的地下偶像，在將日本地下偶像文化引入的過程中，實則更多走上了同步復刻的發展模式，依然處于為夢想發電的狀態。不過，也正因涵蓋“偶像夢”這一主心，地下偶像也成為了容納后選秀時代練習生、偶像成員再就業的又一選擇。
嚴格來說，地下偶像之所以為地下偶像，便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可拒絕走入主流偶像隊伍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可偶像可素人的“人身自由”，但總體來看，不管是地上還是地下，其實都是音樂演出文化下的不同一面。
但現實角度，地下偶像的演出生態又因自成體系，經營模式難以在演出、特典會的支撐下形成良性循環的正收入。即便是在地下偶像井噴的日本，也是如此。
紀錄片《日本地下偶像的青春》提到，日本偶像團體80%是地下偶像，但收益占不到整個偶像市場的20%，絕大多數收入不到12萬日元（約6240元人民幣）。只有極為少數闖出生天或是涉足灰色地帶的地下偶像收入可觀，哪怕是擁有職業事務所打理的地下偶像，大多也面臨生存困難的情況。
2018年，以日本愛媛縣為據點活動的地下偶像“愛之葉Girls”成員大本萌景自殺一事曾引起海內外關注，其在團期間平均月薪僅3萬5千日元，卻每月工作20天以上、每日工作10小時以上；日本記者吉田英豪也提到，曾有地下男偶像向自己私信控訴無論販賣多少合照，分成也不到1日元/張。
因而，相比地下的其他類型音樂人，地下偶像實則也是需要更為廣泛的曝光機會來“破圈”。
像是登上音綜《草莓星球來的人》的透明教室與平行女孩，雖短暫出演卻獲得了登上草莓音樂節的機會，在不同圈層的受眾面前成功刷臉，一定程度上，這也對其在長沙乃至全國的地下演出專場上座率產生了積極影響。而在日本，地下偶像也是向主流輸送優質偶像的重要道路，比如以AKB48為首成功打入主流市場的48系女團、曾為福岡地下偶像DVL組合成員的橋本環奈等。
畢竟，圈地自萌難以做大，對于想要長期運營的部分地下偶像來說，進軍主流市場也意味著消費市場的擴大。
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日系再生化的地下偶像，也正在開發原創音樂屬性，更偏向于“偶像音樂人”，在制作人主導下有著鮮明的原創音樂風格。這也打破了以往地下偶像與主流偶像之間最為明顯的界限——缺乏原創作品，給了地下偶像被地上發掘的更多可能。
比如，去年發行首張正規專輯《（你也喜歡這首歌）你不會是壞人》的透明教室與平行女孩，便有制作人趙北辰、海皮威爾樂隊梁家滿、日本歌手大森靖子等參與，為其量身打造了專輯內9首原創曲目。
向地下偶像組合提供過原創歌曲的制作人DoKi便表示，“為了抓住新鮮感和獨樹一幟的風格，地下偶像其實很迫切想要擁有原創歌曲。”對此，Miki也感同身受，“原創是區別偶像團體還是翻唱團體的唯一標準”。
不過，DoKi也指出，類似透明教室與平行女孩這樣獲得海外制作人無償授權、能夠自給自足曲庫的地下偶像是少數中的少數，“地下偶像是否擁有制作人很重要，AKB48闖進主流市場扎根與秋元康打造的音樂作品有很大關系。同理，透明教室與平行女孩的作品是以朋克、搖滾為中心的反叛青春風，交叉吸引了不少樂隊粉絲，如果地下偶像有著成熟的音樂風格和原創音樂，實際上也是主流需要的偶像音樂人。”而原創性這一明顯的區分，也是地下偶像保留獨特性的重要一環。
但目前，不管是內港臺、韓國還是越南等地下偶像顯露的地區，卻大多未跳脫出日系審美的范疇，演出曲目也多以日本女團歌曲、動漫歌曲等為主，輔以本土歌曲。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翻唱的曲目大多并未獲得日本版權方授權，游走在地下的偶像團體實際上面臨著侵權風險，但也其因演出規模不成氣候，逐漸成為了被忽視或是“養肥再宰”的灰色地帶，而AKB48 Group、桃色幸運草Z、Buono!等團歌曲便是被頻繁使用的“重災區”。Lumos熒光計劃成員Rimiri指出，“嚴格來講，地下偶像演出所用歌曲應該是‘版權開放’曲目。”
另一方面，地下偶像需要與粉絲建立頻繁的互動關系，不少歌曲已在公眾視野下經過檢驗，“拿來主義”下更好速成演出、復刻成功案例。比如出自動漫《輕音少女》的《輕飄飄時間》、AKB48的《大聲鉆石》、Buono！的《初戀汽水》等均是地下偶像演出首選。這些歌曲也因演唱過程中能夠帶動粉絲以跟跳、WOTA藝、地下藝等形式應援，而深受地下偶像歡迎。
但同時，也因著重互動性，地下偶像的演出也被認為是“行為藝術”表演，在大眾看來難以跳脫亞文化的范疇，仍屬于不被主流所能理解的一類演出文化。
比如《輕飄飄時間》演出時，臺下粉絲會跟隨喊出“Fuwa Fuwa Time”、打Call、人工小火車轉圈繞場等在主流偶像演出中無法見到的“社死”場面。這是因為，地下偶像更加注重“精神力量”的傳遞，粉絲們也借此行為藝術獲得一定的情感、壓力宣泄。Rimiri對此解釋稱，這類動作幅度較大的應援，通常是在后排或是暗場，“臺上的小偶像是看不到‘手無寸鐵’的地下藝的，與其說是應援，不如說是在偶像演出中游玩。”
另一方面，地下偶像的受眾群體也帶有一定的”審美門檻”和人群劃分。正如上文所言，御宅市場是消費地下偶像的主要受眾，這其中，又以深受宅文化熏陶的宅男群體為主，很大程度上更加在意的是“近距離接觸”。
常年混跡在上海地偶圈的粉絲大頭菜便談到，“99%買票進場的都是很符合大眾刻板印象里的宅男，但若說宅男是主要消費者，不如說是因為從不知名的地下偶像身上獲得了關注和力量。特典會上，她們會看到你剪了頭發、胖了或是瘦了等細微變化，并會關心安慰你面臨的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就像妹妹、朋友一樣，她們的演出又是可以忘卻現實的精神食糧，這可能是入坑主流偶像無法理解和實現的。”
前兩年，香港地下偶像組合乙女新夢成功走入地上后成為“香港日系偶像”，便在香港各大電視臺頻繁露臉，以往的特典會隨之消失，并被主流偶像的簽售會所代替，無形之中加深的距離感曾也令粉絲一時難以適應。
更重要的是，地下偶像的生命周期，也是影響其長期運營甚至獲得主流曝光機會的重要原因。而困擾這方面的，無非在于和樂隊、Rapper們一樣的關于夢想與面包的選擇。
2022年加入Lumos熒光計劃的十二提到，疫情期間完全沒有活動機會，“22年初談好的合作不斷延期或取消，當時還是很焦慮的，但今年一下子活過來了，目前先工作賺錢養活偶像副業，等團做起來再以偶像事業為主，總之想一直做下去。”
不過，與其說地下偶像想要走進主流偶像行業，不如說是地下偶像們想要把這一文化帶進大眾視野。
此前，由渡邊淳之介制作的BiS，便將地下偶像的行為藝術帶到了主流舞臺，夾雜著暗黑、暴力、反叛、性等非常規音樂和與粉絲結合的表演內容，一度被評論家米原千賀子稱為“迄今所有偶像的破壞者”。而像仮面女子這樣以面具為演出特色、具有強烈團體風格的純血地下偶像，更是成功打入日本Oricon榜單前列，一度沖擊主流偶像文化。
甚至可以說，與主流偶像受限較多的演出內容相比，地下偶像所帶來的具備新鮮感、獵奇感的非常規演出文化，某種程度上來講，填補了主流市場的空白一頁。
而當地下偶像脫離臺上的一切偶像設定后，卻又能夠做回自由的“偶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我，這也是與被規訓的主流偶像價值觀所不同的。透明教室與平行女孩制作人趙北辰就曾表示，在經歷過綜藝、音樂節的曝光之后，女團占據了成員們生活更大的比重，成為“偶像僵尸”并不是一件好事，地下偶像與主流偶像所不同的瑕疵感，也是因其能夠自如地抽離回普通生活，“地下偶像”也只是工作。
而地下偶像可以是通向主流市場的捷徑，也可以是實現偶像夢想的“造星模式”。自2018年《創造101》拉開女團選秀到如今選秀叫停，大量女團練習生開始選擇進入地下偶像行業，為這一圈子帶來了一定的上游活水。
但顯而易見的是，即便小有名氣的前地上偶像，在這一落差之間并非能夠完全適應。像是曾有不少前偶像女團成員加入的REAL1TY，如今能固定演出的僅剩SNH48前成員楊韞玉。此外，地下少年偶像組合在內地仍然是缺失狀態，或許地下偶像行業的蓬勃發展，也需要男色經濟消費的投入，反觀在日本，地下少年偶像正如雨后春筍般扎根衍生中。
在選秀叫停、主流偶像團體缺失的內娛市場，地下偶像也不失為一種另類偶像養成選秀。但不管是地上還是地下，終歸是要靠作品本身闖出一片天，一如曾在地下蟄伏的獨立樂隊、獨立音樂人們。
畢竟，如果僅靠翻唱他人作品，地下偶像也不過是在賣設定而已了。
關鍵詞：
